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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将过往的努力留给历史，也将美好的希望留给未来。” ，这可以视为姜建清对自己执掌工行16年的总结。从基层到董事长，姜建清带领工行完成股份制改革、上市，成为宇宙第一大行，完美地结束了他银行家生涯的上半场。随后，姜建清出任中国—中东欧金融公司（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开启了他银行家生涯的下半场。

掌舵工行十六年

       王巍：你有26年的银行业从业经验，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工行度过的，对于这段经历，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在这期间，中国的银行业又是怎样发展的？

       姜建清：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9年农村、矿区生活的磨练，农民的淳朴与艰辛，矿工的纪律和责任都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影响。1979年我进入工商银行工作，从普通柜员做起，几乎经历了所有业务管理岗位。在担任工商银行主要负责人的这16年间，我亲历了工商银行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国际公众持股公司、从主营存贷汇等基础业务扩展到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横跨投资银行、基金、金融租赁、保险、全球商品和货币市场交易等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从本土领先到跻身全球领先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不断成长壮大的全过程，见证了21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勤于探索、善于借鉴、勇于创造、敢于超越的全过程。我很幸运赶上了这个时代。

       我觉得中国30多年的金融改革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这场改革不仅使中国金融业产生巨大变化，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业完全不能和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比较，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法律体制建设、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建设、中国的金融整体架构改革、外汇制度的改革风险管理及控制体系的改革，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哈佛、剑桥等世界著名高校，可以把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教程。这里面有很多深刻的内容和经验值得总结，这也是中国政府30年来，推进金融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王巍：你说你亲历了工商银行不断成长壮大的全过程，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比如，在2000年你出任工行行长时，包括工商银行在内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被市场广泛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你是如何带领工行一步步走出泥潭，直到股改上市？

       姜建清：2000年之前，工商银行不良放款率高达47.5%，除此之外，财务上还有巨大亏损，我的挑战就是带领全行员工解决这些问题。那时我们每三个月召集分行行长来开会，就是不停地告诉大家，我们取得的一点点进步。在困难的情况下，要增强大家的信心。第二是要有很多新的技术来控制风险，在这么大的一个分层授权的系统内，作为银行的最高管理者必须清楚系统中的每一个问题，这非常重要。第三是严格的问责制度，当时制定的新增贷款不良率不能超过2%的规定，谁要超过就对谁不客气，这一过程中数以千计的人受到了问责。总之我们当时使用了各种可以使用的方法来推进改革。

       2005年是工行历史上较为关键的一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工行以什么样的顺序、步骤、节奏推进股改至关重要，而注资不过是一个外部条件，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股份制改造是一个全面走向市场的过程，要面临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面临成本、风险控制和资本回报的刚性约束。因此，改制后经营管理的要求更高、责任更大、担子更重。

       王巍：股改上市后，其实工行经营状况改善了很多，转型发展的条件也更加具备。在你的带领下，工行加快探索更为多元、稳健、可持续，更能平衡资产与资本、规模与效率、速度与质量、收益与风险的转型发展之路，其中信息化、国际化、综合化是最能体现工行经营特色的三大亮点，可不可以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姜建清：今天来看，金融创新没有科技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让人们充分认识到金融与科技的“水乳交融”。我对科技的认识比较早。199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就很关注并研究了美国各大银行的科技运用，回国后我出了两本书，是比较早探讨科技对银行业影响的书。我就在想如何能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平台上进行改变，让中国的金融业赶上世界水平。

       在家中我特别愿意帮太太做的一件家务是交费，但我是通过网络来支付。“为什么非要去银行，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去。”我经常这样跟太太说，也许这可以视为我心中早期互联网金融的雏形。所以可以说基于我对国外银行信息化的研究以及对信息化发展的执念，工行率先于其他银行完成了数据大集中，构建了完整体系的电子银行。我当时就预测十年后工行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当然，现在这个预言已经成真。如今工行构建了以三个平台、一个中心（“融e购”、“融e联”、“融e行”及网络融资中心，英文缩写e－ICBC）为主体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信息化建设始终引领同业。

       王巍：工行最近十几年，海外并购非常迅猛，通过并购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银行。

       姜建清：近几年中国银行业并购和企业并购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工商银行过去是一家国内本土银行，但是慢慢地我们感觉到必须要使结构更加均衡，包括业务的均衡、资产负债的平衡、长期短期的平衡、信贷结构的均衡，以及国际国内业务的平衡。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客户要走出去，如果你没有跟着走出去，他们就会离你而去，他们离你而去就会影响你本土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要走出去。

       国际化不仅要有战略，而且要讲战术。过去中资银行单一采取申设的方式，风险小、但长期难以融入本土市场，并购当地机构则正好相反。我常说“并购从来都不是玫瑰园，而是战场”，并购的成功并不在于并购本身谈判的成本价格有多便宜，主要是看整合之后能不能产生整合效应。我们当时一共进行了16次并购，特别是2007年以来，我们收购了非洲最大商业银行——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控股了澳门最大本土银行诚兴银行，莫斯科、印尼、纽约、悉尼、多哈、迪拜等机构相继开业，全球化经营网络不断扩展，境外利润贡献日益提高。到目前为止工商银行海外资产是3千多亿美元，在42个国家设有机构，全球职工1.4万人，税前利润3万美金，70%的利润来源于并购企业。

       所以，不能简单地仿照学习，每个企业有它不同的特点，重点是要了解自身有没有整合的能力。并购首先是要谋定而后动，要符合战略，要坚持战略协同，世界上所有好的公司，在投资过程中都会围绕它的核心业务开展并购；其次是要风险可控，并购要在你能把握的可承受的范围内，不要去冒很大的风险；第三是要价格合理，并购价格要有个可比较的区间；最后就是要整合便利，整合便利一般要融入自己的体系，形成战略协同。这几点是我们每次并购都成功的关键因素。并购之后，就要进一步稳定人心、树利信心、融入集团，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整合成功。

       王巍：那综合化呢？

       姜建清：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银行综合化经营内外部条件的日益成熟，我们发起设立并控股了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独资设立了工银金融租赁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全资投资银行——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先后进入了基金和金融租赁市场，在境外通过收购或参股控股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方式，开展牌照类投资银行、保险等业务，初步形成了跨市场的经营格局。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2014年工行完成的并购顾问项目在亚太地区交易数量排名第一，超过了高盛、摩根大通等专业投行。

       王巍：你在金融圈的口碑极佳，国内外媒体都称你为 “银行家”，你怎么看待这个称谓？一定有不少的外资银行或国外的金融机构向你抛出过橄榄枝，你有没有动摇过？

       姜建清：虽然我从业26年，但也只不过是个银行管理者，从不敢自称是银行家。

       我十分看中工商银行这个平台，洋人能给我很高的薪酬，但他不能给我世界第十大银行CEO的位子，我有幸在银行业经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腾飞，实在是难得的人生历程。在这个岗位上，我让工行成为世界上最优、最大、最强的商业银行，这一生就没有白过。

       王巍：好像你还匿名写了一些散文，不是泛泛的抒发情感，更多的是与金融历史、造币历史有关的。你为什么会在如此忙碌的情况下还坚持写这些？

       姜建清：我非常热爱我的职业，并把它视为最重要的事业。我喜欢研究银行业的历史，但它是非常冷僻的一个方向，几乎很少有历史学家去写这方面的书，因为他们缺少专业知识，也很少有银行家或者理论研究者去写书，所以，我反而有机会去研究这些问题。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我与很多全球大金融家成为了朋友。我关注他们这些银行背后的历史，发现这些银行在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程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全世界有很多银行如流星一样在天空中一闪而过消失不见，也有很多银行通过涓涓细流汇聚成大海，最后成为一家伟大的金融企业，我对这些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把银行史作为研究、写作的爱好，写了一些关于银行业沧桑变迁的札记。

       举个例子，6年前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叫《英雄失去了小红伞》的文章，讲述花旗银行的历史。1962年，花旗银行150周年庆的时候发布了一枚铜章，这个铜章上面是一个英雄伸开双臂，庇护着天下众生，这是花旗想成为英雄的雄心。但1993年花旗银行收购旅行者保险公司时获得的“小红伞”标志，却在这次金融危机的时候卖掉了。我就把这个铜章的历史和银行的历史结合起来写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别人觉得这个体裁非常好，让我再写一个，我就写了英格兰银行的事情，逐渐就越写越多，每篇都会用铜章串起来。

       王巍：你现在已经离开了工商银行，可不可以对现在的银行管理者或者中国银行业说几句期许和谏言？

       姜建清：银行的经营就像是跑一场马拉松，不能只盯着100米、1000米、10000米，不要期待这时候的掌声响起。往往企盼这样短暂成绩和荣誉的选手是跑不到终点的。搞银行管理需要技术、速度和激情，需要毅力、耐力和恒心，更需要默默跑完全程才能获得成功。

       今天，站在新起点、处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困难之多、挑战之多、风险之多，一点儿也不亚于上一个时期，银行管理者永远奔跑在马拉松的路上、永远攀登在崇山峻岭的征程。

       从第一大行到中东欧基金

       王巍：感谢姜董事长为我们分享了他银行家生涯的上半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姜董事长聊一聊他的下一站。你离开工行后，为什么选择中国—中东欧基金作为你下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

       姜建清：2012年，为了发展中国经济，通过中东欧国家把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和西方市场，中国与中东欧16国合作，成立了“16+1”合作机制成立。中东欧是指中欧和东欧，这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我们现在说的中东欧其实是指冷战时期属于华沙条约组织的一部分国家，加上波罗的海附近的几个国家，以及受前苏联控制的前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之后，它们逐渐独立，并逐步与中国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外交关系。

       中东欧国家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资源禀赋，始终在中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中东欧合作日趋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更是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欧合作发展的关键媒介。同时，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强，具备合作的内在驱动，有利于实现协同发展。双方可在基建、装备、新能源、消费等诸多领域开展对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优势产业对接，进而带动管理、技术、人才的充分交流，解决经济、贸易、就业等领域的诸多问题。

       据中方统计，中国和中东欧16国贸易额从2010年的439亿美元已经扩大到2015年的562亿美元，占同期中欧贸易额的9.1%。去年1-11月份双边贸易额便达到529亿美元，由此可见，和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情况相比，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合作逆势增长明显。

       王巍：从今天的情况看，中东欧经济体发展的瓶颈在哪里?

       姜建清：从市场现状看，中东欧迅速增长的发展渴求，面临财政和金融资金短缺的制约。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每年能提供的债权和股权投资远远满足不了中东欧国家的现实需要。该地区跨国直接投资与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

       总体来看，缺乏国际股权投资人的关注，企业股权融资难，诸多产业投资机会乏人问津，既是制约中东欧快速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市场开发的潜力所在。因此，结合中东欧的区域特征和发展诉求，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以商业化、市场化模式为主，以股权投资基金为突破口，带动信贷资金跟进，带动全球投资人关注中东欧市场。相信会逐步形成金融投入、市场开发和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

       王巍：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是冷战思维的中间地带，受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严重。从你的经验来看，中东欧国家和中国合作共赢的区位优势又体现在哪里?

       姜建清：这些地区确实是比较复杂的，简单来看，它是欧洲特别是欧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因素，与其他欧洲国家又有不同。以宗教为例，该地区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并存。另外在历史上，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均在这个地区有所交融，所以存在很强的复杂性。

       总体来说，这16个国家虽然存在你刚才说的问题，但他们的区域优势也非常明显。从地理位置看，中东欧处于欧盟一体化市场和俄罗斯、中亚地区的接合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延伸的必经之路。从经济发展看，相比西欧市场，中东欧具有经济活力强、劳动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优势;相比俄罗斯、中亚地区，中东欧受益于欧洲产业升级和资本转移，经济转型早、进展快，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生产要素配置体系，市场发育更成熟，产品竞争力更强。从产业结构看，中东欧各国产业分布多元化，在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大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捷克、匈牙利的汽车制造业，匈牙利、斯洛伐克的电子产业，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的旅游业，波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农业等，均是所在国的支柱产业，也具有较高的外部市场竞争力。

       另外在16个国家里，无论政界还是经济界，年轻一代都在迅速崛起。许多年轻的企业家、政治家都是从欧洲学习回来的，所以他们的思维跟现在欧洲的一些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办事，欧洲对私有经济之间的竞争合作也要求不能有政府力量介入。这种情况下，政策性的贷款便不能进入。所以，像我们这样完全市场化的基金，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王巍：你认为你的26年金融工作经验，会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长期经贸和投资活动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姜建清：中东欧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法律监管体系繁复，环保和工会组织影响力大，无论是开展投资活动，还是提供融资支持，都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因此，必须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遵循欧盟的贸易投资规则，才能更好地与中国企业和资本携手“走出去”，将广阔的市场潜力、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坚实的金融实力充分结合，达到互利双赢的结果。

       通过全球资本嫁接和中国动力注入，搭建区域性的产业和资本平台，提供领先的“投资+投行+商行”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这是“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一次重要实践。

Q&A

       陈东升：你们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崛起这一代的领头人，在中国银行业变革的过程史你有什么体会？

       姜建清：我们恰逢一个伟大的时代，很少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特别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内心来说能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改革事业，我们非常满足。中国金融的改革为什么成功？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经验是值得总结的，回过头来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科技和教育开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后来他们成为了各个领域的精英，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得以推进。

       秦朔：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行长最近在回忆录中提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工商银行要收购一个美国投资银行，当时工行的方案是计划要写得积极一点，而姜董事长的意思却是要比较客观。在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9.3万亿新增资金狂潮里面，姜董事长都是比较克制的，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态？

       姜建清：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除了并不多的资本之外，主要来自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存款，银行家承担的最重要的责任是信托责任，要做好风险控制，因为这不是你的钱，你只是一个受托者，任何做金融业的人都应该牢记这一点。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是真实的。当时像这样一个公司能够看中我们，并让我们成为他们一个大股东，这确实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收购一个投行或者商业性机构，和收购一个矿产类企业是不一样的。矿产类企业人员的技术含量不是那么高，而投行或商业性机构企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人员。一旦你驾驭不好、管理不好，人员流失以后，所有的投资都将泡汤。所以，对于投资以后能否留住这些人员，我心中有很大的问号。也就是因为这么一条比较简单的道理，我不太赞同，甚至可以说我内心是否定这件事的。

       现场提问：特朗普上台以后对2017年的经济政策有很多影响，您能否给我们中小企业一些忠告？

       姜建清：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固然要关心环境，因为环境的变化对我们企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更要做好自身，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那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你都可以干得比别人更好。

       现场提问：最近中国央行外汇储备余额跌破3万亿美元，您怎么看待这个发展趋势？

       姜建清：一个国家汇率走势的决定因素非常多，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成长有关。从中长期看，中国汇率的走势应该还是比较强势的。但汇率的走势又受一些预期的影响，这种预期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供求变化。所以，短期内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我并不能在这方面给你提供非常好的建议。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根据自己企业的情况做出判断，比如你可以做一些风险对冲。从基本走势来看，我感觉不用太担心。因为最近美元涨势非常强劲，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大家对特朗普政策的看好，但美国经济最后如何还要看实际效果。

       现场提问：国家对外汇管制会有一些调整吗？

       姜建清：外汇储备本来就是储备，所以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对外储的掌握应该是国家领导人、外管局关心的多一点，你关心当然也非常好。总体上，上下浮动一点也是正常的，现在并没有出现你所说的这种外汇管制，现在对一些正常的政策投资还是支持的。最近习主席在达沃斯宣布了中国未来5年对外投资的总量是7500亿美元，也说明了中国对外投资政策是没有变化的。但因为前一阶段出现了一些投机的做法，现在适当地进行了一些调整，目的也是为了保证未来的对外投资能够健康发展。

       王巍：姜董事长已经是第四次来亚布力了，请评价一下亚布力论坛。

       姜建清：一个论坛坚持了17年，非常不容易，而且越办越成功，这说明了亚布力的生命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亚布力论坛所具有的思想力，正是这一点使亚布力论坛成为中国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头脑风暴和学习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