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理论难解今天的循环困局

经济状况的好坏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评判，作为一名退休的国企人，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接触过不同行业、企业以及创业者，了解过他们的看法和做法后，我发现，对企业真正有价值、有作用的，或许是企业在综合所有信息后形成的自身判断，企业不需要受那些与自己关联度不高的信息和思潮干扰。

有人问我：经济周期什么时候走出低谷？我回答说：“我说了可能不准，就算准了也是碰巧。过去，经济循环理论多以国家为单位，探讨供求平衡与周期规律，一般几年一个周期。但如今，黑天鹅事件频发，今天总统换届、明天爆发战争、后天贸易政策又变。所以，用过去的理论来分析当下的经济循环，很难行得通，如今的分析要聚焦到产业和企业层面。”

保持乐观精神，但限量20%

从企业角度而言，什么样的人能应对当下经济发展与市场变化呢？

若以悲观和乐观为坐标衡量，偏乐观20%的人成功概率更高。偏悲观虽看似有道理、有逻辑、有深度，但这只是一种态度，而非行动。当然，过度乐观也有问题，所以我认为，当下应以偏乐观20%的心态看待问题。

把视角拉回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距今不到30年，中国经济规模从当时的八九万亿元增至如今的130万亿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3%多升至约17%。若站在当时看往后30年，或许所有理论、经济周期都显得无力，但这30年中国经济始终向上。

很多人说我是天生的乐观者，其实并非如此，是我的经历让我变得乐观。1990年代中期，在香港华润，旗下有家很小的上市公司永达利，它可是后来华润创业、华润啤酒和华润置地的前身。当时我们发行了不到2亿美元的债券，虽金额不算大，但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拿着这笔钱去做路演。那时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我们到欧洲转了一圈，欧洲退休养老基金因追求稳健，更倾向于购买债券。

后来，我们见到了一位投资基金经理。他声称愿意关注中国内陆和香港的经济，可一谈到中国，他却满脸悲观，直接说道：“别和我提中国，我不想听，说说香港就行。”我们便跟他讲香港及永达利的情况，讲完后，他说：“从我建立的模型看，不会投资你们的资产组合。但你们在讲述过程中，提到了管理团队、未来发展及当前业务分析，我觉得讲得很好，所以乐观地对你们团队投资1000万美元。”当时永达利股价3港元，一年内涨至30港元，此人仅因对团队的乐观，就赚了10倍以上。尽管他最初的判断不算好，但若没看到乐观因素，也不会进行这笔投资。

再分享一个华润啤酒的故事。

华润啤酒的第一家国外合作伙伴是南非的企业，后来变为总部在英国、后期扩张至美国的SABMiller（南非米勒）。对方占45%股权，每次啤酒厂并购都需经SAB董事会同意。大家本担心审批麻烦、缓慢，要知道华润啤酒连续并购了70多家啤酒厂，才整合成如今的版图。但出乎意料的是，SABMiller董事会虽远在千里之外，却从不拖延、犹豫投资审批，唯恐投资慢了。后来我受邀加入其董事会。讨论中国投资项目时，SABMiller董事长说：“你们不用花时间讲那么多细节，去有鱼的地方钓鱼吧（go to fish where the fish is）。”这足见其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与渴望。SABMiller持股华润啤酒20多年，赚了初始投资金额的约100倍，投资几亿元的股票，后来以几百亿元卖给了别人。

再举个例子。有人说地产行业不景气，很多房地产项目暴雷，目前不仅楼价下跌，不少房地产企业的股票和债务也问题频出。但我可以自豪地说，华润置地没问题，如今市值仍有2000多亿元，盈利几百亿元，还在买地、卖楼、开商场，已有100多家万象城，未来还要再开20多家。这其实源于对未来的乐观。

华润置地并非采用新的商业模式，没有在房地产高峰期助推资产继续升值，而是打造了一个与城市生活、城市功能联系更紧密的商业模式，并大力投入，如今成为最盈利、市值最高、销售额最大的地产公司。

它其实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别人没做成功。

二三十年前，华润打算做商业地产时，很多人反对，觉得资金周转太慢，做完只能慢慢收租，盈利有限。但如今看来，情况大不相同。我们要以理性乐观的态度看待发展。经济形势好时，大家普遍乐观，此时你要保持理性；经济形势不佳时，你则需乐观。

选择一个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如今仍有很多行业发展良好。若你所在行业不太好，就选其中乐观的企业作为学习对象。若行业和企业都不理想，那就一定要找到一个优秀的团队，这个团队最终会创造出新成果。若连团队也没有，那就做好自己，把握对经济的认知，做好个人资产管理。

找未来，找创造

整体来看，我认为企业家没资格躺平，因为选择这条路就意味着肩负责任与使命。或许很多人认为总谈乐观像是在灌鸡汤，其实乐观并非盲目行事，而是着眼于未来与创造。

我简单回顾下中国这些年是如何一次次走出困境的。

当下，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充满不确定性，俄乌冲突、加沙冲突未止，美国不断制裁我们，全球经济和我国经济看似都面临困境。但中国经历过诸多波动。

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损失惨重，货币贬值超150%，股市、楼市大跌，债务问题频发。香港也未能幸免，恒生指数从16000点跌至6000点。当时华润正在售卖的灏景湾，售价从8万港元/平米一两周内跌至4万港元左右。外资、贸易、汇率均受冲击，有人甚至悲观地预判经济形势或将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然而，中国凭借汇率和国内经济政策的稳定，成为亚洲经济稳定的基石。此后，中国改革金融制度，开启“世界工厂”之路，吸引大量外资，扩大出口，为加入WTO做好准备。

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双子大楼被炸，石油价格飙升，全球股市、贸易、经济一度停滞，人们担忧恐怖分子还会制造更大破坏。这却给中国带来机遇。美国需中国协助反恐、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尽管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不大，但反恐需求让中国迎来近十年的战略机遇期。美国不反对中国，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也很快加入WTO。这十年是中国发展极快的十年，虽有短期问题，但长期利好。

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财政部要求九大银行接受其持股以稳定市场信心。此时，中国工业化加速，制造业大国、“基建狂魔”应运而生。有人认为美国人主动放弃工业让给中国，实则不然，这是产业自然转移的过程。美国只是在局部选择了更赚钱、更短期的产业。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求学时，美国就已没有钢铁产业。我做的第一个案例是耐克运动鞋，它面向全球销售，但工厂却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美国本土没有工厂。

2008年，中国再次走出困境，实现良好发展。此后欧洲债务危机等带来诸多波动，但中国每次的战略机遇都源于波动，因为中国经济、体制、人口势能强大。

新冠疫情冲击巨大，三年下来大家疲惫不堪，至今消费乏力，很多人认为疫情改变了消费行为和习惯。但疫情也带来两件好事：一是凸显了中国供应链的强大，中国更加重视对供应链、产业链的掌控；二是数字化、人工智能发展未受影响，医药产业、生物制药产业不断发展。

一路走来，并非我盲目乐观，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要是总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悲观地认为什么事都干不了，那肯定不行，何况企业家没资格躺平。

未来的出路在哪？

无论中国经济面临什么挑战，还是遭遇全球大变化，中国要做的就是持续创新发展，不断探寻自身新的发展模式与经济模式。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所有发展方式在经济学上尚未得到很好的总结与分析，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是依托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推进的。

政府该发挥什么作用？外贸如何管理？产业园区怎样建设？无论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需仔细思考，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就像我们所在的合肥，若没有政府积极参与，这座城市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长远产业，未必能有如今的繁荣。

特朗普发起关税战，可这场关税战、贸易战，在理论和经济学层面本就是个笑话，实践上也是败局。不过换个角度看，特朗普给中国人上了重要一课：企业要将研发、科技创新掌握在自己手中。若企业只是重复建设、扩大规模，提供价值与效率不高的产品，就没有出路。

什么才有出路？是研发与创新，探索新世界。

十多年前，或许没人敢想，中国生物制药业能在世界名列前茅，甚至国外公司会花十几亿美元购买中国的生物制药专利。中国企业出海、能源革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后劲——出海上，中国企业的柔性发展、供应链的韧性助力其更快全面出海，实现国际化、全球化；能源领域，无论是各类新能源还是核能发展，中国都全球领先。可以预见，能源产业再实现一次革命性发展，中国或许就不再依赖大量传统能源，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这些方面看，中国前景乐观。

企业家应保持乐观，做好自身业务，这是基本职责。若说“不行了，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对自身企业家身份和定位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宁高宁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