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敬一丹：这是亚布力论坛20多年来第一次举办【校长论坛】。“教育”是一个被千家万户关注、特别接地气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聚焦“教育的本质”？是我们有些混沌了吗？有些纠结了吗？有些困惑了吗？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它吗？请各位校长逐一谈谈你们对“教育的本质”的想法。

张翔：关于教育的本质，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想法。

一年前，我在深圳做了个关于“人才的挑战”的报告。很多人认为“人才”应该是木材的“材”，而我认为是才能的“才”。我的理解是，教育用来培养个体，当个人有才能，才能服务社会，创造文明，推进社会的进步。

郑泉水：教育一定要关注到“人”。人才首先是“人”，工业革命以来，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人的个性化被去掉，逐渐演变成工具人，个性化被去掉，而人是需要找到自我的。人才的“才”是个性，我们要找到最擅长、最热爱、最能获取成就感的事情。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是培养有视野、有担当、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人才。

毛军发：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传授知识，把知识保存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二是培育人的能力，特别是创新、创造的能力；三是让人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四是传承人类文明。

如果现在让全世界的一代人停止接受教育，面临的后果肯定是知识消失，人类文明断档，世界回到原始状态。

朱世平：我很赞同“人才首先是‘人’”这句话。在AI时代，随着ChatGPT的出现，书本知识没那么重要，社会套路知识也容易获得。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智慧。我经常和学生们讲，知识在好人手里是好东西，在坏人手里绝对是坏东西。所以，搞教育一定要以“人”为主。

许勇：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高等院校的核心是培养高水平人才。

培养人才的目的，除了传承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创新。如果只是传承知识，那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只有在传承的同时创造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华南理工大学在1999年就提出要培养“三创型人才”，即“创新、创造、创业”，这和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很契合。创新是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创造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创业是我们华南理工工科的特色。

敬一丹：我们不仅要在出发时思考教育的本质，而是一路上都要进行探索。如今，五位校长都汇聚到大湾区，请大家谈谈大湾区的大学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张翔：大湾区是国家的重点发展地区，也是中国创新创业的一个高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湾区的大学被赋予了一定的历史责任，学校的特色也和产业等各方面紧密结合。

目前，香港大学正在和大湾区相关产业进行深入合作。我认为，香港高校在创新创业方面保留了一些自身特色，尤其在基础研究上，香港高校可以发挥所长。据Research.com（国际知名学术平台）发布数据显示，在中国24个研究领域内，香港大学在6个领域独占鳌头，位列第一名。第二名是中国科学院，要知道，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有几万名，而香港大学只有2000名。所以，香港高校有其自身的优势，希望可以和大湾区更好地结合，创造一些新的技术。

郑泉水：去年我来到深圳，创办了零一学院，“零一”就是从“0”到“1”进行创新的意思。之前，深圳的大学很少，其实这恰恰是个机会，因为“一张白纸好画画”。现在，我们正在从工业化时期的批量教育转到以个性化、创新为主导的教育，所以我非常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成长，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深圳于教育而言，是一片非常好的土壤，据我所知，深圳老百姓的平均年龄才三十几岁，所以，深圳的基因里就蕴藏着创新。

为什么我们要宣称从“0”到“1”，而不叫纯粹的基础研究？因为“1”有“实现需求”的意思。社会上大的进步都是由需求牵引的，通过需求，深圳有非常好的创新生态以及非常好的企业，未来，如果深圳的教育能迎来数字时代的教育变革，那将是非常有希望的。世界上有两大民族最重视教育，一个是中华民族，另一个是犹太民族。我们的人口比犹太民族多100倍，但在各个创新领域，犹太人占比比我们高很多。假如深圳也像犹太民族这样重视教育，我认为，大湾区将潜力无限，中国也将大有希望。

敬一丹：毛军发校长在上海交大任职30多年，如今来到深圳办学，你认为两地教育有什么不同？

毛军发：2022年年初，我从上海交大调任到深圳大学，感觉到大湾区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我从“教育方式”和“评价标准”这两个角度，谈谈大湾区的教育。

大湾区有三个重要的城市，分别是广州、香港、深圳。深圳的高等教育在三个城市中应该是最弱的，但高科技企业最强。这个现象值得思考，如何把三个城市的优势进行结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第一，教育方式无非就是言传、身教这两种主要模式，对于“身教”而言，大湾区的“双创效应”具有独特的优势，创新创业的基因摆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要高度重视智慧教育。现在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生要学的课程内容越来越多，学习的难度越来越大，运用人工智能既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果，又可以把目前以教师为主导的批发式教育上升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

从评价教育的标准来看，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看知识的增量，就是教育让学生增加了多少知识、多少能力。一所大学把一流的学生培养成一流的人才，这很不错，但如果能把二流的学生培养成一流的人才，就更厉害，因为后者难度更大，增量更多；二是看学生的创造力。我认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可以通过教育和创造不断进步。

朱世平：我2017年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为什么选择深圳？因为我觉得这里比较开放，在大湾区办大学要走国际化道路。国内到底缺不缺大学？每年高考考生挤破头竞争给人的感觉国内很缺大学，其实不是太缺。目前，国内有3000多所大学，随着生育率降低，以后生源可能都会成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很缺大学，因为国内的大学同质化太严重，选择太少，我们需要更加多元化。

现在社会要求年轻人要有创新精神，“新”首先是“不一样”，希望大湾区的学校能朝着多元化发展，这样才有指望。

许勇：我认为，人才培养与学校特色及所在区域是紧密关联的。例如，世界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在国际前沿研究上非常有建树，学校的人并不多，但都是顶级科学家，大家在小镇上安安心心做研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另一所斯坦福大学，它和硅谷相辅相成，可以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没有硅谷，斯坦福大学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发展。

对大湾区而言，它的经济和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聚集了各行各业。不管是北大、清华还是香港的几所大学，都陆续在大湾区开始布局，原因就在于看中了大湾区的发展环境。华南理工是一所以工见长，理工医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它和大湾区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我们人才培养很有特色，有70—80%的毕业生留在大湾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湾区的经济、产业发展比较好。

张翔：产业和学校的关系是长远的，并不是学校拿了多少钱，就要产出多少专利这样简单。

有一个统计表明，政府或企业对大学投资1元，经过30年的时间，大概会获得7元的收益。这个收益不仅来自专利和技术，还有人才的培养。不同的形式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能起到一定的影响。

在我看来，中国好多现有技术仅处于中游或中游偏上水平，对于芯片、人工智能、高科技等真正顶尖的技术来说，我国还有待突破。很多科研院所、高校在组织解决“卡脖子”技术，我对此表示敬佩，但是，我们也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被“卡脖子”？因为几十年前，别人在做芯片、光刻机时，我们没有做。可是，如果今天只花费精力去解决“卡脖子”技术，而不关注别人正在做的事，那么，10年、20年后又将面临“卡脖子”问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战略性的安排。长远来看，要对深圳做长期布局，而长期布局就是对大学进行投资，尤其要做能卡别人脖子的技术。当然，这个布局需要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关注和投资。

郑泉水：教育本身不是目的，把小孩变成有用的、幸福的、对社会产生价值的人才，才是目的。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清华来到深圳，其实这源于一个让我备受鼓舞的案例。2009年，我在清华做了“钱学森班”，它的理念就是让每个人找到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发展方向。大多数学生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依然还有部分学生实现不了。

2019年，我去华为拜访，与“2012实验室”的何庭波总裁做了一次交流。同年，20多个华为专家到清华，第一次面向本科生讲述华为的科学问题。“钱班”每个学生都可以去国际顶尖大学游学半年左右的时间，但令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有1/3“钱班”的学生选择到深圳，到华为。其中一个学生一直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他感到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但华为把他点燃了。这个学生在华为实习时，晚上12点睡觉，早上6点起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也很快帮助华为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他继续留在华为，半年就升到博士水平。

深圳这个地方可以激发很多有天赋的小孩，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也是一片教育的沃土。

敬一丹： 18年前的“钱学森之问”叫醒了很多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实践，一直在面对着这样的问号。从清华大学的“钱学森班”到深圳“零一学院”，这个实践还在继续。郑泉水校长亲眼看着学生在一种新的思路，新的做法中成长，您有什么想法？

郑泉水：当初在做“钱班”时，面对一个问题：这是可以让很多人接受的教育吗？现在我比较有信心，我相信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教育。我理解钱老的问题，其实钱老是有答案的，但他没有机会去实践。他走之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讲话，他说，加州理工是一个创新的生态，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老师同学可以在一起，去追寻人类的未知。我认为我们也要构建这样一个生态，使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希望、好奇、需求去成长。尤其在ChatGPT时代，技术能帮助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这种教育。个性化的教育是未来让每一个小孩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全可行之路。

敬一丹：各位校长初次听到“钱学森之问”时是什么感觉？

张翔：我理解的“钱学森之问”是，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学术大师能教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技术、思想、文化，不仅局限于科技。这个问题不仅中国有，日本和韩国也有。我认为，这源于一个很深的文化问题，比如，千百年来中国家庭很重视教育，但是这导致了教育的“卷”，大家都要考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这样方式实际把一批特别有创造力的人给过滤掉了。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框架下如何去创新呢？我认为要培养大师，而不是培养一个科技人才去做一个公司。解决这个问题任重道远。

朱世平：我非常赞同个性化培养。我认为培养大师也好，培养科技人才也罢，都需要一个环境。中国教育从小学就开始强调书本，论成绩排名，限制小孩子的个性发展。我去160多所中学进行科普讲座“学好理工艺，货与百姓家。”中学的校长会给我展示学生们做了多少多少东西，如果学生们真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还好，如果背离他们的意愿，那这些学生到了大学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所以我认为兴趣很重要，我发现那些喜欢打麻将的朋友，打一夜都不累，很神奇。我还特别强调要解决教育“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卷”，我不认为有解，只有解决了“卷”，我们才能进一步看看接下来怎么做。

毛军发：钱学森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友，他其实没问过这个问题，只是很多人借他之口，问出了想问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有没有大师要看大师的标准是什么。从科学发现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贡献的确不那么显著。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的科学大厦的基础在一百年前就基本奠定好了，可是一百年前我们国家兵荒马乱，大家饭都吃不饱，谁能去做科研呢？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技术方面，中国的确被“卡脖子”，但其实美国也被“卡脖子”，只不过他的盟友比较多，帮助解决了被卡的技术，而我们中国人主要靠自力更生、单打独斗，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我认为已经很不容易了。中国在航天、高铁等领域的是有世界级的大师的。我认为现在除了“四个自信”外，还要加一条 “科技自信”，变成“五个自信”。

敬一丹：教育话题和企业家以及未来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群体有什么关系？

张翔：很多企业家都受过大学教育，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使企业家能更好地创造出新的技术、新的企业、新的财富。这个过程不能太急功近利，比如不能为了做一个企业家的摇篮，就让所有院系都为此服务。我有一位学哲学的师兄，他现在是一家深圳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我很好奇，他连一个微积分方程式都不会解，怎么会做企业呢？他说，在大学学会的如何与人相处也相当重要。所以，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让学生学到不同方面的技能，这对做企业来说很重要。

敬一丹：大学如何让文科学生也能够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

郑泉水：美国很多像耶鲁、哈佛这样的精英学校是不分科的，中国从中学就开始分科了，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错误。加州理工所有文科、理科的学生都要学物理、化学、生物，因为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跟文科不太一样，这可以作为一个通识教育，理工科的学生也得学很多人文知识。我们之前的教育希望让学生很快成为一个螺丝钉，一个机器部件，而忽略了他们的多样性。

敬一丹：每年各位校长在开学和毕业时，最想和学生交流什么？

许勇：开学典礼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典礼致辞对学生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准备素材要很长时间，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幕式，我们要结合国内国际发展的情况以及当前一些重要事件来准备开学典礼致辞。

毛军发：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每年的毕业典礼、开学典礼发言是必做的功课，如果把每次发言整理一下，可成为一本著作。这是向学生们传达学校理念、风格的机会。我不指望深圳大学的每位学生都能有大的作为、大的贡献，那不现实，但一定要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人，成为传播正能量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无愧于母校对他们的教育了。大学间的差异不在于所传授的知识，而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特质，这才是教育成功的表现之一。

朱世平：我在学校和书院学生分享，在大学里什么最重要？一是健康；二是家人；三是事业；四是学业；五才是分数。学业要全人培养，不能培养书呆子，所以在学院里分数排第五位，顺序千万不能倒过来。

敬一丹：请各位校长回复下本次夏峰会志愿者们的一些问题。

张翔：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多元化信息更加迅速、透明地传递给大众，青年人该如何在繁杂的信息中提高对信息的辨别和筛选能力？

这是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大的挑战。现在信息很多，包含很多我们不应该知道或者假的信息，年轻人对比保持批判性思维非常重要。另一个角度是，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要关注如何把有限的时间花到更重要的知识上，去创造新的思想。书本上的知识是系统的，而网络上的是碎片化的，对于如何把碎片化信息进行系统性接收，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要注意到，碎片化信息会使我们的知识受到很大伤害。

郑泉水：我来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本科生在大学阶段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

我认为大家要从“学知识”的层面提高到“能做事”的层面，最好还要到“有思维”的层面，如果能提高到这个层面，你就有能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只是停留在学知识层面，你会发现事情很快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还是要从能力、思维层面进行提高。

毛军发：我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学科划分越来越单一？

我很赞成大学教育多元化。我们国家有3000所大学，如果每一所大学都能够举全校之力，根据自己的特色、特长围绕一个重要问题进行攻关，十年磨一剑，平均一个大学十年出一个标志性成果，那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大学一年能够产生300项重要成果，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朱世平：很多同学问：在AI年代，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和毕业后的就业方向？

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机器能够做人类的事，我们应该开心，不用忧虑。我们那时候是6天工作制，后来自动化发展了，变成5天工作制，未来可能是4天、甚至3天，这多令人开心。关于就业，我大学学习石油化工，全专业60个同学，最后只有十几个人还在做这一行，其他人都改行了，而且改了的发展得更好。我认为，综合能力最重要，不要局限于哪门课、哪个专业读得多好，即使念理科，也要学习文科、艺术，因为那是灵魂性的内容。所以，大学生不要太纠结，想太多，搞得很累，累了就不happy了，不happy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许勇：我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博士生更应该以就业为导向，还是以理论科研为导向？硕士阶段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读博深造？

第一，博士生选择就业还是理论科研，我认为取决于自己的兴趣。因为到了博士阶段，大家对自我的认识，对学科就业的理解应该比较成熟了，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特长选择人生发展道路。这两条路只能选一条，选择理论科研，就应该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选择就业，就意味着你比较喜欢解决一些具体的应用型、工程型的问题。好在目前中国的博士有两种类型，分别是学术型和专业型。

第二，硕士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读博深造。我和硕士第一次见面，就和他们谈职业规划，想知道他们是想做理论，在高校工作，还是希望去企业发展。但是这个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生可能会改变志向，这很正常。一名硕士随着学业的进展，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特长、职业规划，多和导师加强沟通，帮助自己进行职业规划。

志愿者1：我想问郑泉水校长，文科生该如何建立商业思维？

郑泉水：这其实和创新是关联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小时候通过玩满足好奇心，再大一点，可以解决家里的问题，再大一点，可以去做研究，再大一点，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做商业。我认为文科生可以到企业去实习，大胆去做，针对问题去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学习，你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业人。

志愿者2：我想请问一下强调“happy”（快乐）的朱校长，很多大学生都是迷茫的，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焦虑？

朱世平：我想问一下你是否happy？

志愿者2：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是艺术生。

朱世平：我认为一个人不happy，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分数不是最重要的，在大学要解放自己，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个很重要。我一再强调，在大学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很重要，还要选一个大一点的专业，并对新生事物保持敏感。这些东西不是课堂上读书能读来的，要修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张翔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大学校长

郑泉水  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零一学院创始院长

毛军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大学校长

朱世平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

许勇  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

敬一丹  亚布力论坛特邀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