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以下三个严峻的问题：

第一是外部的订单问题。传统工业企业要转型智能制造，首先需要智能设备的投入，这是一个重资产，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投入的前提是企业要保障有足够多的订单，以及对未来订单的确定性。只有充足的、不间断的订单才能迅速地分摊投入成本，才能将自动化收益最大化。现在很多投资都使用杠杆，作为企业，降低风险就是迅速地把投资收回来，但杠杆就是最大的风险，万一哪天和你预期回本的时间不一样，你的现金流不能解决到期的还本付息，就会出现债务违约。

我们为什么认为未来的订单具有不确定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非常迅猛，其中优势有二：一是制造成本低，二是拥有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能力。要维持这个优势，需要龙头企业的拉动。当年那么多的配套产业能做起来是因为有很多国外品牌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巨大订单转移到中国，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兴起，一旦龙头企业失去优势，产业链下方的配套产业也会遭殃。

第二是内部的用工问题。智能制造拉近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制造成本，也影响了中国年轻人的就业。20世纪60-70年代的工人宁愿加班，也要多赚点钱，现在对于很多90后、00后的人来说，给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兴趣才是他们的首要考虑标准。所以现在制造业工厂找工人不容易。导致失业问题的原因不一定是制造业的岗位减少，而是即使有岗位，年轻人也未必选择在这个行业工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智能制造解决了这个问题，用机器替代人，提高效率，减少误差。

针对当前智能制造发展大趋势，关键是要提升人口的消费能力。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看，在制造业发展逐步下降的情况下，主要是靠第三产业的消费，消费的前提是人民有消费能力，消费能力代表国民收入。当前，通过平均收入水平已经无法判断人口的消费能力，因为当贫富差距较大时，20%的人拥有巨大财富，80%的人消费能力较低时，消费能力就无法客观反映平均购买力，所以国家重视就业是对的，如何增加就业机会是重点。

第三是高成本带来的产业链外溢问题。智能制造拉近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制造成本，以前是拉开距离，现在是拉近距离。所以，最近美国总是打压中国，比如提高中国进口到美国产品的关税等，这些“骚扰”行为都是在检验中国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因为一旦成本上涨后，我们将会逐渐失去区域性优势。这就是很多企业将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的原因，以避免和别国打贸易战，避免高关税的风险。

针对当前局面，中国该如何破局，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个故事。

古代有一个人做门，他把木头门做好以后，既不上油漆，也不装拉手。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把油漆和拉手也做了，这样不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吗？”他说：“我看周边还有很多做油漆的人，如果我把油漆上了，他们就会失业，如果我把拉手都做了，做拉手的人就会少很多活路。这些人就会恨我，就会想办法让我的生意做不下去。所以，如果我想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给他们一条活路，让大家都有饭吃。我做了“门”以后，就等于做油漆的和做拉手的人都有活干了，这样大家才会互相想把事情做好。

中国想快速地发展、想赚钱，但我们在快速赚钱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到全球的产业链分工，要留口饭吃给人家吃？你把饭全吃光了，人家能不恨你吗？

长青集团曾是中国以及东南亚最大的燃气、取暖用品的核心部件制造企业。现在回头看，产值并不高，做得好只是因为产品单价低，市场份额高。后来我们慢慢发现，很多厂家产业做大后，自己就把配件的活都干了，认为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但实际上自己做配件也要投入，而且未必做得专业，从长期看，成本比交给专业零部件厂还要高。零部件厂的订单减少了，只好也去做整机，但做品牌需要多年的口碑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整机做得艰难，原来的合作伙伴出于同类竞争的原因也不再找你做零部件配套生意。所以零部件厂没办法，只好去做外销和OEM（原始设备制造商），现在长青集团也还在做这方面的出口。当然这个制造板块在上市公司体系以外，现在有一部分也转移到越南去了。

我把工厂转移到越南，更多考虑的是关税问题，因为汇率的差异足够弥补产业转移过程中前期的高成本。如果不考虑关税的差异，在越南生产的成本是高于在国内的生产成本的，但这是一个过程，主要问题在于供应链的成本。我当时在选址时，去过南越、北越和岘港，岘港在中间，配套和物流最好的是胡志明港口，但我后来选择在北越旁，因为一旦供应链有问题，货物只需要两三天就能运到广东，如果在南越船运，恐怕一个星期也到不了，所以供应链始终是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解决周转问题，要增加库存，厂房面积要加大，综合算下来成本也很高，不是因为越南的人工便宜，越南的人工成本现在还不到在中国的一半，但是随着在越南投资的工厂越来越多，工价一定往上走，所以一开始我在越南开工厂的目的不是因为人工便宜，而是同步布局，因为这里的制造业迟早要进行智能化。现在人工再便宜，也要考虑到以后人工成本变高时，我们能否承担得起。

我认为全球分工不能变成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只有共同合作才有利于实现智能制造的目标。

（何启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