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ESG的概念源于西方国家，最近两三年开始迅速在中国本土化。西方国家在开展ESG的过程中，其实也存在大量的“漂绿”问题，我们要看看自身能否在EGS体系建设过程中避免类似的问题。

“漂绿”分为五类形式。第一种是政策性“漂绿”。人们在进行中国绿色债券分类目录的讨论时，聚焦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把清洁煤炭的使用纳入绿色债券目录。两种观点都有合理的理由支撑，但最新版本的绿色债券目录里并未涵盖清洁煤炭。

国外在开展相关分类工作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大争议：究竟哪些项目属于绿色、哪些项目不属于绿色？比如，欧盟在最新修订的可持续分类目录里涵盖了天然气、核电、核能的利用，这一举动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欧洲在绿色可持续发展上引领着全球的潮流，而天然气发电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政策性“漂绿”容易在规则制定上忽略细节，把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资产或项目纳入绿色项目。

第二种是为了一种绿色活动而打破其他环境和社会治理底线的“漂绿”行为。比如，水电项目本身是非常棒的项目，它可以蓄能，可以减少碳排放，可以利用天然的可再生能源给社会带来福利，但一些企业在海外建设水电项目的过程中，往往会给当地生态带来破坏和影响；再比如，人们在开展森林碳汇的过程中，会和当地居民产生纠纷，或者使得当地的农户、林场业主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些现象反映了人们在开展一种绿色活动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对其他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带来的影响。

第三种“漂绿”行为比较受市场监管部门关注。去年，英国某金融机构受到了监管部门的罚款，主要原因是该金融机构到处宣传自己在绿色工作上做了多大的贡献，比如，他们声称为各种低碳技术提供融资，却没有披露相关的融资活动。这种以偏概全的报道会被市场监管部门关注，并作为“漂绿”典型进行重点披露。

第四种“漂绿”行为比较难识别，即在披露过程中没有进行准确披露。比如，一个项目在披露碳减排量时会把基准线定得比较高，这就导致该项目的碳减排量被夸大。同时，在披露过程中，一些项目可能只会对直接排放进行披露，而没有对项目开展导致的一些间接排放进行披露。这些都有可能会误导投资人或误导ESG相关的投资和活动。要想进行准确的披露工作，就需要在碳核算的方法学、碳核算的因子数据库等方面做很多新的基础工作。

第五种“漂绿”涉及到额外性问题。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像绿色债券、绿色融资活动和气候金融活动都会去尝试披露，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专业术语称为“额外性（additionality）问题”。比如，人们在购买了绿色债券或投资人进行ESG投资后，就会向市场上披露这笔投资带来了多大的减排量。但事实上，不管人们是否叫它“绿色债券”，也不管人们是否进行了主动投资，这些债券本来就有足够的信用评级和市场需求，本来就能够在市场上进行商业化开展。也就是说，人们购买绿色债券只是一个正常的投资行为，这个行为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减排量，因为这些项目在商业上本来就是可行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购买绿色债券就等于自己在减排，甚至想以此抵消自身的部分排放，把绿色债券当成“赎罪券”。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人们在开展这种投融资活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减排量。

那么，什么样的ESG投资会带来真正的减排量？如果一个项目本来的回报率只有3%，而人们通过各种努力创造了一些低成本的融资渠道，甚至提供了一些慈善赠款，使这个项目的回报率变成7%—8%，让投资人从选择不投到可以投，那么这就相当于该投资带来了真正减排量，这样的项目才应该有资格向市场进行减排量的披露。

第五种“漂绿”行为还涉及到双重计算以及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活动都号称是碳中和的相关产品，但有时，企业购买或新能源带来的减排量，不仅会在用户端进行计算和抵消，在企业的供给端也会进行计算和抵消。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相应的机制去进行调整，因此有可能带来双重计算。双重计算的结果是，使同一波减排量可能被用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双重计算的另一种形式叫做双重声明，也就是多重声明，这是上面提到的“额外性问题”的一个延伸。比如，面对同一个风电项目，建筑企业、投资企业、融资企业、购买该项目相关金融产品的投资人都说它实现了减排，那么同一笔减排量就被进行了多次活动。

碳泄漏的问题也应该被注意。欧盟在征收边境碳关税，美国、英国也用类似的方式避免碳泄漏。也就是说，一国在进行碳减排的努力时，可能会通过产业将碳排放转移到别的国家去。我们很多企业在宣布进行减排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比如，一个企业在中国不再用高碳排放的方式生产一种原材料，转而去购买原材料。表面上看，这个企业实现了减排，但实际从供应链上看，如果这个原材料从印度尼西亚流入到中国，可能还会涉及到更高的碳排放量。

在开展ESG工作的过程中，想要避免“漂绿”行为，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要更清楚地定义什么是“绿色”。对于绿色项目的定义要非常严格、严谨，要尽量避免纳入一些有争议的、仍涉及到比较显著碳排放问题的项目。

二是需要想办法避免各种形式的“漂绿”行为。现在西方国家的ESG体系里并没有一个非常严谨和科学的规则来避免各种“漂绿”行为，我认为，针对一些“漂绿”的路径和现象，要通过相关制度进行约束。

三是要进行科学准确的披露。不是自己带来的减排量就不能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这有可能会误导投资者。要引导投资人、投融资机构、金融机构和开发企业进行更准确的信息披露。

四是在开展ESG工作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过去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考虑到的问题，它们只是在定义什么是绿色、什么不是绿色，而我们要从转型和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动态指标作为重要的内涵被融入进ESG体系里。

（梁希  伦敦大学学院（UCL）可持续基建转型首席教授、可持续建筑学院副院长，广东南方碳捕集与封存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