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GDP的对比、制造业的变化、扶贫攻坚的成果等无数宏观指标,已经证明这种大变局的开始。其实我们也能从一些微观的现象中,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大变局的发生。我举几个小例子:
第一个例子,2020年疫情暴发不久,我们就果断地封城、大范围消毒,用酒精、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而我们从同期电视新闻的镜头中看到,欧美国家的一些民众拒绝戴口罩、见面热情握手、游行反对居家隔离。大家想想,几十年前这样的现象可能出现在中国,一定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太落后了、一点卫生常识都没有,而现在变了。
第二个例子,从2018年开始,一些国家不顾全球化的潮流,单边主义横行,极力遏制中国,不顾规则,甚至不顾形象,“吃相难看”。相比之下,中国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进博会、消博会、世界智能大会、世界物联网大会接连开幕,国际影响日益提升。前些日子,我又看了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在复旦大学演讲的视频。他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中国文化、倡导中美交流,欢迎中国加入世界的怀抱。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封闭僵化的地方,而现在变了。
第三个例子,二十年前,自行车、绿皮火车还是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中行总部大楼的大厅一角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自行车轮,有辐条而没有轮胎。大楼由贝聿铭大师设计,其设计思路是,希望在中行建筑设计中保留一个时代的记忆。
2019年,我从井冈山回北京,又坐了一次绿皮车,经过16个小时到达北京,感慨良多,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那时,欧美的私家车早已成为标配,欧洲之星高铁、日本新干线是我们遥不可及的目标,而现在变了。外国人在北京已经开始抱怨私家车太多,有时挤占了自行车道,高铁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出行和工作习惯,八百公里内当日往返已是平常。中国真的是变了。
大变局下的三点新机遇
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都让我们感受到变局的开始。这个变局,给中国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机遇之一: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会以新的方式延续良好的势头。产业转型升级使得我们的产品进入更高端的市场,开放大门的扩大使我们吸纳更多国家、更多领域的进口商品,技术交流和服务贸易也将在开放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增加,疫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正在减少;而各国抗疫能力的差异,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贸易的供求格局。中国已建立起来的供应链基础,将为我们的贸易增长形成有力的支撑。
机遇之二:变局之下,中国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机会。畅通国内大循环,不仅仅是物流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包括市场信息、科技专利、专业人才的更加有效、更加快速的循环,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促进高质量发展。
机遇之三:变局之下,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企业的了解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今年上半年,尽管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但还有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境外上市,也有为数不少的跨国并购交易顺利完成。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
当然,变局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不少的挑战。比如,国际政治、经济的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贸易战、科技战持续不断,“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再比如,数字化转型对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增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跨境电商方兴未艾,依托数据应用的智能制造掀起热潮,数字服务跨境交付快速发展。又比如,对企业家精神和百年老店经营理念提出更高要求。改革开放的前期,我们在很多方面主要是短、平、快的发展过程,简单生产、粗放经营、恶性竞争、污染环境、盈利快餐,成为了这个过程的一些不足之处。我们和欧美、日本的企业在经营质量、经营方式、经营理念上还有很大的差距,面临更高的要求。
五点建议助力“开新篇”
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我们如何在变局中开新篇?我有五点建议:
第一,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越是处于变局之中,越要保持定力,要善于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性,持续做自己专注和擅长的事情;避免过多的跨业经营,集中资源,巩固核心竞争力。这几年我亲眼看到很多企业遇到流动性危机甚至面临倒闭,一个重要的共性原因是跨界太多,分散了和管理资源,削弱了主业的力量。
第二,积极融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家经济的大格局中不断找到自己的机会,以自身的进步助力国家经济的发展。只有在国家经济的江河湖海当中,企业才能“相忘于江湖”,得到自由宽松的发展。
第三,加快数字化转型,跟上时代的步伐,让数字支撑我们的生产和经营,让数字引领我们走向世界。
第四,弘扬亚布力企业家精神,更多地发挥思想的力量,更多地担当社会责任,更好地培育和传播企业文化,使企业历久弥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企业的历史传承和时代形象。
第五,和金融机构紧密合作,从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的支持、结算的便利和杠杆的力量,也为金融机构创造新的服务需求,反过来促进金融服务的进步。
(刘金 中国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