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2019年1月，海闻老师在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分享了一个讲座，主题是“中国经济如何完成起飞”。此次演讲我特地选择了以“起飞”为题，以对海闻老师多年来花费心血建设经济学术共同体，表示敬意和感谢。

在研究增长或发展的经济学领域中，只要提到“起飞”这个概念，人们就会想到罗斯托。罗斯托是一个充满争议、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二战期间，罗斯托受聘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跟着另一位经济学家用专业知识，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具体工作就是分析研究如何轰炸德国，以尽快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们当时用的方法来自经济学的基本训练。战后罗斯托在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十年，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

他发现，如果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不但能帮助后者更快达到临界点，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而且最后也能让发达经济体一起受益。在冷战背景里，罗斯托受到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美国总统的赏识，成为白宫决策的智囊人物。他后来引起最大争议的还是主张美国对越南大规模增兵并轰炸北越南部，以遏制苏联势力扩张。随着反战潮流席卷全美和白宫易主，罗斯特重回学术界，但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机构都不愿意聘用他。1969年，他在约翰逊的老家德克萨斯奥斯丁校区获得教职，从此埋头学术直到2003年去世。1990年他出版了《大卫·休姆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史》。而关于经济“起飞”的思想，他最早是在1952年“不经意地”写入了关于经济增长进程的著述。整理后的讲稿于1960年公开出版，书籍名为《经济增长的阶段》。

“起飞理论”的得与失

罗斯托的这套想法可取之处在于，把经济增长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可以用一个无涉时间变量的函数加以描述和刻画。他认为这里最值得研究的是，在整个增长过程中，如何从传统经济跃向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人类主动并大规模应用科学技术，重新定义经济资源，改变要素投入的产出效果，由此保证经济增长水平大幅度地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显著并持续提高。在这个大转变里，罗斯托抓住了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从极其缓慢的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增长，必须要有加倍的努力和足够的加速度。他借“飞机起飞”来类比“经济增长”，飞机从停止不动到飞上天空，不但先要加速运动，而且要达到极强的瞬间加速度，才能让飞机升力超过地球对飞机的引力，实现起飞。因此，罗斯托的增长理论也被简称为“起飞理论”。

罗斯托概括了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临界条件：第一，投资要占到国民所得的5%—10%，否则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飞”不起来。第二，要形成主导部门，即形成本身增长更快且对其它部门有带动作用的经济引擎。第三，罗斯托把很多其他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处理不了的科学技术以及创新、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纳入了“起飞”条件。他认为，要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群体，必须要前仆后继地从事冒险与创新，才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经济就能实现“起飞”。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通常要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他后来定义的第六阶段即高品质生活阶段。

海闻在他的讲座里借用“起飞”来概述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他说：“中国这架‘飞机’非常大，所以‘起飞’的时间可能会长；‘起飞’以后，需要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我想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讨论。

首先，中国经济是何时开始“起飞”的？在罗斯托原著里，他写到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始于1952年。那时结束了战乱，有了统一的国家主权，开始大规模推进国家工业化，并在国民经济中形成强有力的工业部门，投资率也超过10%。这与麦迪森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结论一致。那也是从1952年开始，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的走势才在人均所得的水平上掉头向上，开启直追西欧的新历程。

按照罗斯托所言，如果1952年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二、三十年后的七、八十年代初，中国就已经完成经济“起飞”了吗？我们恐怕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当时的平均投资率高于10%，也扩展出了一个门类较为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但整个结构还是带有传统经济的顽强痕迹：总人口的80%都在农村，农民极度贫穷，缺乏消化工业产品的内需能力；文化教育科研基础薄弱，尚不能大规模承接并扩展现代科技成果，特别是受体制限制，还不可能出现企业家群体。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起飞”。

那之后，再过30年，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实现“起飞”了呢？到了2008年，中国经济已实现持续几十年近乎10%的高速增长，也持续了几十年的超高投资；高增长主导部门接连出现，把现代科学技术扩展到国民经济的更大范围；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中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也打开了城乡之间的大门。

2008年9月，科斯邀请了几十位中国企业家、地方官员和学者到芝加哥大学专题研讨中国改革开放经验；2009年，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几年后，中国分别成为了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以及工业产能第一大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不过，也正因为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并在2008年之后遇到新情况、面临新挑战，“起飞理论”开始暴露它的薄弱之处，那就是：它对“起飞”后的增长缺乏仔细的研究。这或许是因为罗斯托当年过于聚焦发展中经济怎样实现“起飞”，怎样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一跃，但是对实现“起飞”后的经济却多少就有些掉以轻心。

罗斯托以“飞机起飞”类比“经济增长”，但他或许没有理解飞机起飞的困难所在。人们都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实际上莱特兄弟是受到更早飞天筑梦者失败消息的刺激，才走上了研制飞机之路。莱特兄弟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和机械师的不断努力，当代客机早已成为世界级高科技的一个绝妙集合，今天搭乘飞机的乘客，仅需“系紧安全带、坐稳扶好”，就能冲过对流层里任何猛烈颠簸，飞入平流层，抵达目的地。罗斯托之所以将“起飞后的增长”看得那么容易，还是因为他认为现代飞行器总能由静转动，只要让飞机在跑道滑行、加速起飞、拉升、平飞、降落，分阶段前行，就能演绎得完美。这低估了“起飞”后经济增长的困难。

经济增长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的实际经验提醒我们，“起飞”后的经济增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三大挑战：

第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妥当处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休谟和斯密早就对此问题作出研究。他们都是苏格兰人，而苏格兰相对落后，英格兰比较发达。十八世纪初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法案成为联合王国后，内生的地区间差距和紧张一直存在。再看整个欧洲，先是地中海时代，意大利文明最为辉煌，后来西班牙的大航海发达，荷兰急起直追，英国既与荷兰争先，又与法国较劲。所以最早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素来以“国际竞争格局及其变化”为背景。其中一条线索，就是分析原来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经济关系，因为这里充满张力。落后经济体的劳动成本很低，一旦打通贸易，无可避免要对高劳动成本的发达经济构成某种冲击，正如发达经济的先进产品很容易占领后发经济的市场一般。如果这样下去，经济学的“一价定理”将如何表现呢？劳动及其它资源的收入在开放条件下终究要趋向同一。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临挑战：到底是降低发达地区的高收入，还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这其间存在着无可避免的摩擦与冲突。

当年，休谟还敏锐地发现，制造业会从工资高的地方跑到工资低的地方。产业转移愈演愈烈之际，资本移出的富国会采取什么态度，获得资本流入的穷国又会采取什么态度？二者之间如何相处？当代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就分析过，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都会发生技术进步，问题是进步的变化率可能很不一致。如果一方的变动率持续快于另一方，是否会在经济逻辑上发生“一方永久损害另一方”？

这对“起飞”后的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因为中国经济能够“起飞”，离不开对外开放。改革开放能大量吸纳发达经济市场，还能持续从发达经济体中获得关键技术和基础科研成果，并逐步培育自身原创研发能力。如果全球化受阻，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紧张，不定时地出现颠簸，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无法不受压。

第二，中国经济体量超大，且极不平衡。“飞”起来的中国经济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居民、城乡、区域、不同产业和产权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过大，但在收入差别的背后，是知识、观念和体制运行成本的极大差别。从改革开放、创新、法治和现代社会治理等任何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都不乏先行者，他们都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经验。但在超大且极不平衡的约束下，新事物、新生产力和新观念的扩展还相当费力。人们常喊着同样的口号，但实际行为却可能南辕北辙。实现“起飞”的中国经济，能否把身为超级庞然大物的自己，整体带到“飞”得更稳更高的平流层，应该不是短期内就容易完成的任务。

第三，“起飞”后的增长要维系平衡，但绝不能失去动力。“飞”起来的中国经济，必须保持一定动力，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需要加大动力，才能从容应付多种“猛烈的颠簸”。现在的情势很清楚，如果先富起来的人群、行业和地区，减弱而不是继续增强它们继续致富的动力，那么，我们从哪里才可以筹措到帮助后富群体、困难行业和地区的财力呢？毕竟从长期看，高额财赤和债务不仅不是平稳经济的积极力量，反而是导致“起飞”后经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祸根。我们需要清晰地划分性质，精准地“抽肥补瘦”。比如，租金性收入可以也应该“多抽”，但劳动创造、生产性投资的收益则要“少抽”，因为“抽多了”，会减弱经济增长动力。

最后，我们亲历了人类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中国经济“起飞”，这是时代赋予一代经济学人的机会与荣耀。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我们就应该更多研究“起飞”后的经济增长，直面“起飞”后的各种挑战，研究其间的新经验并作出合适的概括。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