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出现和地缘政治近年来的变化,使不少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战略产生了不确定性因素。在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国际上普遍弥漫着一种“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论调。前者是相对过去数十年“全球化”进程的反响。由于某些因素争取了单边主义的措施,“去全球化”俨然将会是世界经济必然会走出的下一步;同时,在疫情高峰时,因中国局部的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国外不少舆论随即假设供应链将会大量撤离中国,不少跨国公司也会离开,它们将会进行“去中国化”。
但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到今年年中时,中国明显已经开始控制住疫情,但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它们的疫情却仍没有受控。当中国经济在进行V型反弹之时,许多跨国公司发觉在其全球的业务中,中国是它们唯一或非常少数表现良好的市场。随着疫情的发展,它们的CEO意识到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外资品牌积极适应、参与到中国充满活力的市场中。数据显示,今年有2.5万海外商家参加天猫“双11”活动,而天猫国际上成交额超百万的新品牌数量同比激增92%。
过去半年间,我们发觉跨国公司并没有像之前某些人预测的“去中国化”,反而有不少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其中一些公司建立了新厂或研发中心,或进行了相关的并购行动。例如,埃克森美孚原本在今年年初决定推迟部分市场的投资决定,4月22日却在广东惠州开工总投资为100亿美元的乙烯项目;大众汽车在9月28日宣布,计划在未来四年与旗下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和江淮大众共同投资约150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领域,并于2025年前实现15款新能源车型的本土化生产;霍尼韦尔更是在疫情集中暴发的1月与武汉东湖高新区就霍尼韦尔新兴市场总部与创新中心项目签约,并在5月19日举行成立仪式;在零售端,4月8日沃尔玛宣布未来五年将在武汉投资30亿元,雀巢也于今年5月宣布在天津增资7.3亿元人民币,旨在新建其在亚洲的首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跨国企业的诸多决定,无不透露着它们对中国市场的强大信心。
同时,供应链也并没有大幅撤离中国,特别是那些通过复杂和庞大集群形成的供应链(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IoT产品等)。10月,中国集成电路、家电、手机和电脑出口增速分别达到了14.7%、14.1%、8.9%和8.4%,增长强劲。事实上,中国外贸的整体数据在这期间持续攀升,证明供应链根本没有被“去中国化”。自6月份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额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今年十月出口额更是达到了14.3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
在政策、消费变化和升级及科技等三大因素驱动之下,跨国公司们发觉其所处的中国场景正在经历着快速和巨大的变化。
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打法很简单,它们将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照搬到中国来就可行了。不少跨国公司通过这种打法在中国市场上尝到了不少甜头。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变化,这种简单、粗糙的打法逐渐变得力不从心,特别是过去十多年,中国在数字创新方面的快速发展让不少跨国公司非常惊讶的同时,还让它们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科研中心、创新中心,和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合作或投资,让它们自己能够加速发展和吸收在中国处境中所产生的创新。这些创新可以在它们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中表现出来。
我接触过的不少在华的外资高管在来中国之前,普遍认为他们到中国是来“教导”中国员工的,但是一段时间后,却发现更多地是要学习中国的做事方法,尤其在创新方面。“从教导到学习”似乎是不少在华外资高管的心路历程。
中国对于创新方面的投入很大。据官方统计, 2019年,中国仅在研发上的总投入就达到了3240亿美元,约占总GDP的2.23%。同时,创新的构成也在发生改变,从注重出版了多少书籍、获得了什么学位和奖项的“纸上谈兵”,变为更加注重“脚踏实地”。
未来,技术和创新仍将是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在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政府提出将通过“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疫情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将作何调整,取决于它们的领导层和董事会如何看待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与重构,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如何,对于西方商界而言,背后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极具增长潜力的庞大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成为未来科技商业应用创新的主要灵感来源。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这个平台获取前沿知识与新的实践,对于西方企业乃至整个业界而言都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当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进入新阶段的时候,新的机会也可能会同时出现。不少跨国公司拥有不错的产品、品牌、研发和生产能力,以及较为完备的管理和治理机制。中国企业通过与这些跨国公司合作甚至兼并,依托中国市场,可以创造出更强的能力和生态体系。在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这些战略思考和部署对不少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来说更有意义。
(文 | 谢祖墀 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兼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