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消费“重启”面临极大压力，需求难以大规模释放；另一方面，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出口受阻，外贸大幅缩水。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出口承压，各地启动的新投资计划是否可以消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否存在隐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有效拉大内需？如何着眼长远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短期刺激与长期健康发展如何平衡？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王巍，中泰信托、大成基金董事长吴庆斌，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前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等七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在2020亚布力论坛武汉特别峰会进行了一场高智识的对话，诊断中国经济的近忧和远虑。财新传媒常务副总编辑、财新网总编辑张继伟主持了本场论坛。

张继伟：2020年是比较困难的一年，不仅受到疫情的影响，还受到外部环境，比如中美关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还是比预期中好得多，这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以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发行了抗疫特别国债，并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但是下半年的形势仍然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首先，请各位嘉宾讲一讲经济的走势，并从各自的角度谈一谈近忧与远虑。

艾路明：总的来说，上半年的疫情对国内企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且短期内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小，特别是那些与人流量关系密切的企业，比如旅游产业。尽管有很多人说会出现消费的报复性反弹，但我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比如体育产业的体育版权业务，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转播体育比赛，但今年国内外大部分体育比赛都暂停或者推迟了。我们拥有在华全媒体版权的2020赛季西甲联赛要到6月份才重启，我们拥有赞助权及版权的2020欧洲杯也推迟到了2021年，这些肯定会给上市公司业务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医药产业虽然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但国家对抗疫企业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和帮助，可能现金流会好一些。

未来几年，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们还是要对产业本身保持高度的关注。如何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国际背景之下，使企业能够持续地保持增长动力？我认为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核心技术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根据过去几年的状况，我们认识到仅仅通过市场能力的扩张、外延式的扩张来推动企业、产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让企业在所从事的领域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才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王巍：我有两个观点。第一，循环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第二，内循环之所以变得重要，恐怕是因为外循环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创新方向、下一步的应对政策，要考虑清楚。

这次疫情，受打击最大的领域多与传统行业相关，与民生相关，与民营企业相关。近一二十年，我们始终在谈怎么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现在看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改善，但是核心问题没有太大变化。我个人感觉，融资困难、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观念歧视等问题，不是几个政策文件就能解决的；但民营企业家互相抱团，与体制不断地勾兑，与政府不断地合作，会慢慢形成比较好的平台，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

汤敏：2020年可能是一个大转折的年份。人类百年来没有遇到过如此严重的疫情，也不清楚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所以我们要做好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准备。即使没有疫情，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甚至未来的金融战也难以避免，这也是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用原来的方式迈过这道坎，看来不太容易。现在，一系列变革正在筹划，企业家也在摸索中。企业家抱团取暖，互相讨论，是应对大的转折与危机时，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入。

短期来看，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有了防控疫情的经验之后，我们在其它方面的发展应该更快、更大一些，从老百姓到企业家、政府都要认真思考下一步怎么走。在防疫上切记过犹不及，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现在全世界也都在探索与疫情长期共存的方式。

王小鲁：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也已经走向复苏，但是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未来的困难恐怕还会有很多。

从内需方面看，内需没有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对未来的经济走势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其中，二季度居民消费依旧是负增长，投资虽然已经恢复了正增长，但是民营投资仍然很弱。二季度的投资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特别是央企的投资拉动起作用。但是接下来，我们是否还可以持续地靠政府投资、国有企业投资来拉动经济？我认为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让消费需求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改善民生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投资方面看，短期内为了恢复经济，政府扩大投资，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我国也存在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只要一说到拉动内需，就只有政府投资和货币宽松这一条路。这样做好不好？政府投资在短期内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结构失衡。结构失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现象，就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

未来，我们应该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把恢复结构平衡放在第一位，把投资率适度降下来，把消费率恢复到合理的水平，这样才有利于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现在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需要做一些调整。与发达国家和一部分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支出中，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偏低，而投资支出、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过高。转换目前的政府支出结构，对拉动民间消费能力、拉动内需的好处非常大。

当然，为了回到长期持续增长的轨道，我们仍旧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一系列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

管涛：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时提出了跨周期调节机制的设计。跨周期调节体现了中央对未来经济发展形势的前瞻性思考。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供给和需求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季度经济是负增长，二季度虽然有一个超预期的正增长，但上半年仍然是负增长。总结上半年的情况，今年全年的经济实际增长可能在2%、3%，所以我认为下半年的宏观调控仍然以对冲为主。当然，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落实上半年出台的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因此，在下半年，逆周期的调整基调没有变。

明年我们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情况？由于今年年初的经济大幅下挫，所以明年经济可能会有8%、9%甚至10%以上的增长，意味着我们的产出缺口为正，这对宏观调控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这次是公共卫生危机造成的经济冲击，所以这一轮经济周期和以前的经济周期不一样。下一步宏观调控怎么应对？是不是跟以前应对正常的周期一样，达到一定的增长就开始紧缩？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上半场和主要经济体相比，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中国都没有大水漫灌，这叫宏观经济政策定力。下半场的宏观定力政策就是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现在市场对下半段的宏观政策有很多猜测，有关部门要考虑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如果政策总是摇摆不定，也不利于稳定营商环境。

左小蕾：我先说近忧。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大危机，这个危机可能会让我们遭遇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虽然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超预期恢复正增长，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济远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还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增长的不均衡，供给大于需求，但是经济要持续稳定地增长，一定是需求作为拉动的主体。目前，需求的缺口很大，远远没有达到常态化增长，增长部分也主要来自强势推动。第二个问题是就业。如果我们想让经济平衡、平稳地增长，就需要保就业。因为大规模的失业是很严重的，老百姓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支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就无法消费。这些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由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我们的国际经济贸易大幅萎缩，“三驾马车”可能变成以投资、消费“两驾马车”为主，要做好充分准备。

我再说一下远虑。第一，我们对疫情还要持续多久，至今没有科学的判断和分析，这给经济带来的风险非常大。第二，中美从贸易战升级到金融战、科技战和外交战，这对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影响。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它打破了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形成全球资源产业链、世界共同发展的理想化模式。中国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然后去争取最好的结果。我觉得只有把内循环和外循环融合起来，互相促进，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成功，才能解决我们的远虑。

吴庆斌：我先讲三个远虑。第一个远虑，我们的健康受到威胁是新常态。一直到今年正月之前我还认为，现代医疗那么先进，对付一个病毒是手到擒来的事。新冠病毒之后我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打破了我对医药、专家、生物技术的一些认知。日常生活中，化肥、农药、转基因用得越多，越是在破坏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大自然一定会对我们进行报复。疫情防控可能是长期的，就算没有新冠病毒，也会有别的病毒。

第二个远虑，此次疫情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保守，对健康更加重视了，对社交方式的影响很明显。第三个远虑，疫情导致全球化过程突然中断，也改变了过去40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想法，而且人心变了就再难扭转。

我再讲两个近忧。第一个近忧，国家应对这次抗疫花了很多钱，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具体是多少，但却能反映出社会治理的高成本问题。第二个近忧，近几年，很多企业破产，企业经营困难也成为当下的一个问题。我们提出来的无论是双循环、供给侧改革，还是跨周期调控，这些都是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有句话叫“多难兴邦”，我们还有机会打翻身仗，我对中国中长期发展还是有信心的。

张继伟：在内外部压力下，中国下一步经济动力，特别是创新动力来自哪里？民营企业要如何应对？

艾路明：从国内总体抗疫的情况来看，民营企业确实走在了最前面。在武汉，疫情防控的医疗物资保障、方舱医院建设，民营企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在市场上锤炼出了保障能力、市场能力。在抗疫中，他们不仅仅有社会责任，而且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未来，中国经济明显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下，无论他国如何封锁我们，民营企业依然应该以创新的姿态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展开。内循环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不得已，但是外循环极为重要，要通过民营企业的创新，推动中国市场和民营企业走到前面去，和全球经济对接，而不是一说内循环，我们就自己招呼自己。

疫情防控走到今天，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今年底中国可能会完全走出疫情。正如武汉市委王忠林书记所说，武汉是一个“无毒”的城市、一个干净的城市，医疗手段、医疗技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防控好疫情的可能性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还是应该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把能力放在与全球市场接轨上。

王巍：我简单地说三点。第一，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希望。改革开放是这代人的宿命，不能停下来。第二，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事。我们这代人经过40年的奋斗走到今天，我们曾经熟悉的模式今天都变了，要重新学习。我很欣慰的是，在充满热血奋斗的年纪，我们为改革开放做了贡献。到了现在看不清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退休了。新一代有很多机会，比如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一定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第三，我们要保持好的心态。欧洲这么多年没有发展，欧洲人也活得很好。所以，我们也要适应一下，不要太焦虑，多做点公益和其它的事，不给国家添乱。

汤敏：我们现在一谈创新，大家就会想到5G、人工智能、高科技的创新。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开辟式创新”（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即开辟未消费市场的创新。这种创新就是打开下沉市场，或者是低收入人群的市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有4亿，而中低收入人口有近10亿，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但现在市场上的产品，多是为了满足中产阶级需要而设计的。如何针对中低收入这一庞大人群，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是把现在太复杂、太贵重的产品重新改造，打进下沉市场，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拼多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用开辟式创新的方式把下沉市场做好，不仅可以扩大生产，也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这个路一旦打通，我们的产品也能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是欧美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市场。因此，我们要改变对创新的认知，开辟未消费市场的创新有时比高科技创新更重要。

王小鲁：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军工、航天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基础理论的发展主要靠政府推动。但创新绝不仅仅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事情，大量的创新来自民间、市场、民营企业。这种情况应该是一个常态，今后中国要走创新的道路，主要还是要靠市场、民营企业以及各种类型企业的积极参与。现在的市场环境还有相当多的问题，不太利于创新，比如竞争条件不公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如果能够推进这些方面的改善，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有利于各种企业不断推进创新。这条路的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张继伟：前几位讨论创新比较充分，接下来三位嘉宾可以谈谈内循环下的金融政策选择。

管涛：目前谈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疫情导致经济下行，企业和家庭都非常困难，杠杆率上升得很快。如果让企业、家庭自己修复杠杆率，可能进程会比较慢。这时，通过财政分担一部分疫情造成的损失，可以帮助家庭和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有利于提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财政政策解决企业和家庭的开支问题，货币政策解决借贷问题。两个政策虽各有侧重，但相互配合，更有利于精准发力，解决企业和家庭的一部分困难。如果完全通过银行渠道来放贷是不合理的，而且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实际上也不利于发挥银行的积极性。国际上也有一些应对策略，这方面可以进一步探讨。

左小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当然非常重要，因为资源整合可以强化效果。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目标，朝同样的方向发力，更紧密、更精准地配合。目前来看，什么是统一的目标呢？就是今年两会提出的“六保”。“六保”为什么重要？因为要完成“六保”本身就是一个内循环，也是消费平衡的过程。两会报告为什么提出新的市场主体？调查表明，2018年的一千多万个新增就业，是由个体工商户和微型企业创造的。在疫情的影响下，就业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要稳住市场主体，政策就要发力，比如出台一些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可以在稳定市场主体方面做一些事情。银行给企业贷款了以后，是不是可以贴息？是不是有政府担保基金？我们还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很多数据显示，一些微型企业的盈利很高，甚至超过中型企业、大型企业。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以分红为主，而不是以上市为主的股权投资概念，帮助具有成长性的企业高速发展？财政扶持资金和一些其它财政的资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要创新。

吴庆斌：货币政策目前太猛，钱印得太多，必然会推动股市和房市。为什么房市调控一直没有放松？因为钱多了只能去这两个地方。现在的财政政策也很猛，国家还要救市。但问题是，财政政策给到了政府，政府没有给到企业，而是用于解决民生问题，解决“六保”问题了。但实际上，能够创造价值的是企业。只要企业发展好了，有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只有真正做到民营企业、非公经济和人民、政府是一家人，才能把经济搞活。所以，我希望财政政策能更直接地给到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