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经过几年的培育发展，其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2018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在中美投资贸易遇挫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的“替代”效应不断彰显，正日益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贸的新引擎。

然而，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迎来深刻变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国际环境变得复杂严峻，并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使未来“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推进面临较大挑战。抛开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产业链“去中国化”这两大不利的国际环境变化因素以外，还有五大不利变化正在使“一带一路”合作的国际环境恶化，值得警惕，也值得中国的决策者及“走出去”企业关注。

首先，部分国家疫情“追责索赔”导致的“排华”情绪爆发，使“一带一路”合作的国际环境恶化。虽然“疫情索赔”并没有法理基础，但不可否认，这一波由美国带头、西方一些国家跟进的向中国“追责索赔”的行动很可能在多个国家蔓延，甚至不排除部分国家的政客以此作为与中国进行利益谈判的筹码。目前，除美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以外，非洲的尼日利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埃及和印度也加入了向中国“追责索赔”的行列，意大利还建立了向中国“追责索赔”的联署网站。虽然目前只有美国密苏里州是以政府的名义向中国“追责索赔”，或有议员提议要求政府向中国“追责索赔”，其他国家大多是个体律师或民间组织的行为，但绝对不能忽视这些国家“个别”民众“追责索赔”背后的广大民意基础。媒体不遗余力的报道、政客精心的策划推动，不可避免地激发当地民众的“排华”情绪。以意大利追责索赔联署网站为例，上线第一天就有数百人签名。对于已“走出去”或正打算“走出去”以及到“一带一路”沿线运营的中国企业而言，这种群体性大规模、大范围的“排华”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根据过往“走出去”企业的安全案例，一旦出现导火索，难免不出现抵制中资企业甚至打砸中资企业的恶性事件。

事实上，对于部分国家挑起的“追责索赔”，中国绝对不能忽视这些“索赔”诉讼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也不能仅仅以“闹剧”进行简单的口头上的回应指责。2013年1月，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起针对中国的“仲裁”。最初菲律宾的这一“仲裁”行为被中国媒体及有关部门发言人指斥为“闹剧”，中国方面没有重视并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2016年7月，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最终缺席判决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定”。虽然这次仲裁并没有实际改变南海岛礁的现状，但却使中国在南海话语权上极为被动。此次各国发起的疫情“追责索赔”行动，其带来的诉讼后果无疑将远远大于四年前的这次仲裁。中国应该从最坏的角度做最充分的应对准备。

其次，部分民众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国际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民族主义就伴随着保护主义在全球众多国家中抬头，这其中也不乏滋生出少数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部分西方国家就出现敌视华人或亚裔的现象。而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部分国家民众向中国“追责索赔”的行为本质上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升级体现。不可否认，目前中国国内部分民众也出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正在高涨。这种情绪的滥用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国际环境将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以网文《某国渴望回归中国》为例，此文在国内大量转发并经转发在该国流传，最后该国政府召见中国驻该国大使进行抗议，引发一场外交意外。在网络上，部分网民还挑起了与意见相异人士的群体骂战，动辄宣称抵制他国产品，嘲讽部分国家“不会抄”中国的抗疫作业，而且有愈演愈烈趋势。事实上，要尤其注意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的舆论氛围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影响有关部门政策措施的制定，进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向，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并影响双边的经贸合作，影响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也是一个包容的民族。希望国家强盛、民众富裕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阻挡中国的发展，无法让国家走向更高的高度，也无益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

第三，保护主义的兴起将一定程度上阻碍“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实施。如上所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部分学者开始反思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与保护主义抬头。无论是在投资还是贸易层面，全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采取的产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限制越来越多。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欧盟、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等国密集出台投资规定，限制外国投资只是这一趋势长河中的小浪花。在投资层面，从2010年开始，部分经济体就加强了外资投资并购的安全审查，中国也曾于2011年初发布《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只是在外资投资并购实践中审查的尺度相对较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在2018年就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改革，扩大CFIUS的审查权限。根据FIRRMA法案，与之前的审查内容相比，CFIUS在审查过程中必须评估的国家安全因素几乎翻了一倍。而在2019年4月生效的《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例》，在基建、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外商投资监管限制增多，欧洲整体投资监管就已经趋严。今年3月，欧盟发布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也只是以前审查条例的操作指引。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以“安全”的名义加强对“核心技术”投资的审查，预示着发达国家的投资监管与保护日益趋严。而此次随着疫情的大规模暴发，无疑将促使更多的国家采取相应的针对外资的投资限制措施。

在贸易层面，近年来，全球贸易面临的政策环境也出现不利变化。非关税壁垒明显增多，世界进出口总额增幅收窄。根据WTO的统计，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为4.6%；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下降至3%；2019年，全球贸易再度下降。而今年受疫情影响，众多国家对医疗物资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除此之外，目前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宣布对农产品实行出口限制或升级出口管理措施。在限制农产品出口的国家中，有12个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泰国、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其中有5个国家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十大农产品贸易国之列。未来，随着疫情的扩散，不排除更多国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对经贸合作进行限制的可能。整体看，在疫情冲击下，无论是在投资还是贸易领域，各主要国家基于本国的利益考量，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无疑，获得疫情加速度的保护主义将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四，全球舆论环境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带来压力。由于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过去曾长期受英法等西方国家控制，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欧美国家的认同度相对较高。而且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在这些国家一直都比较活跃。一些媒体人视中国的“一带一路”为“新世纪的殖民行为”，经常通过媒体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一旦在安全或者环保等方面出现事故，往往被媒体放大，对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影响。这次疫情，西方的主要媒体做了很多报道。这些媒体并非采取常见的谩骂或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舆论引导，而是设置了大量有关“追责索赔”的话题，邀请众多领域不同意见的嘉宾参与“是否应向中国追偿”的讨论。虽然表面上这些媒体在客观呈现各方的观点，实质上却在一遍遍地向公众强化对“中国追责索赔”的意识，无形中渲染着“排华”的情绪。部分媒体还刊文列举损失清单，并详细介绍需要向中国“索赔”的具体款项。目前看，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以“索赔”为报道焦点，正在形成不利于中国的强大舆论洪流。这势必摧毁中国过去长期营造的形象，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的整体形象处于不利的舆论环境。

第五，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明面化使“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面临不利影响。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利益的融合缓解了价值观的冲突，或者说各相关方决策者都在小心避免触碰价值观分歧。然而近年来，除利益冲突之外，价值观的冲突对国家经贸关系的影响日益显著。以美国为例，美国自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后，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从最初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并向投资限制、技术封锁、金融限制等领域蔓延。如果说以前中美贸易冲突、投资限制等还让“价值观念冲突”披了一件“利益冲突”的外衣，那么本次疫情则将彻底使过去文化价值观的“暗战”明面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是否应该佩戴口罩、是否应该采取牺牲自由的严格禁足措施、哪一种体制对防控疫情更有效”等等问题的争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目前，这种渐趋显性化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究竟会怎样影响“一带一路”合作的国际环境，是否会形成新的冷战，是否会导致中国与全球的脱钩或半脱钩，是否应该淡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分歧，这些都考验着各方的决策智慧。

综上所述，以上几个不利的变化正在叠加，并彼此形成合力，对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化解这些不利因素，它或将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面对如此处境，中国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何应对？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