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三大领域的政策组合拳

2020/06/15
我简单分析一下对疫情本身影响的判断，同时重点剖析疫情对中国经济可能影响比较深的三个领域——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最后提出一个一揽子的宏观政策方案。

这次疫情使得以社交接触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给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下滑6.8%，美国GDP下降4.8%。 2008年的金融危机、1929年的大萧条与这次疫情的情况不一样。前者是因为经济或金融体系的内生问题而导致危机，而后者则纯粹由自然灾难对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冲击，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重点关注三大领域
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尽量采取及时有效的宏观政策对冲危机带来的风险。美国和欧盟等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复苏和救援政策。其中，美国整体方案的规模达2.5万美元，几乎超过了美国GDP的11%。

中国如何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重启经济活动？我们需要及时有效地出台一些大力度的政策去应对疫情对经济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就业、中小微企业、消费所带来的冲击。通过这种方式为疫后的经济复苏夯实基础。

我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是我们在思考政策逻辑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首先是消费。去年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使得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手。2019年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7.8%。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疫情致使外需环境恶化，同时全球供应链面临中断的危险。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内需和消费，可能对疫后经济的复苏意义更大。

其次是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的问题。统计局第一季度公布的失业数据里，因未囊括农民工的相关信息而存在滞后性。同时，很多企业虽然复工但并未复产，其中也存在很大的隐性失业风险。据统计，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一、二月份新聘的职位数、招聘人数降幅均超30%；民营企业对就业的需求下滑幅度非常明显，其中，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需求降幅度超40%。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与疫后经济重启相关的、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但总体而言这些政策仍然有些碎片化，力度还不够大。大家呼吁后续能出台更大扶持力度的政策，以中小微企业、消费和就业为重点进行发力。

首先，疫情暴发之后的货币政策力度不小。截至目前，央行出台的中长期信贷相关流动性的释放，达到近3万亿人民币的规模，且这3万亿人民币基本上是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效应，如果货币乘数是5倍，那就意味着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基本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

但为什么实体经济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央行释放的大量的流动性政策并未惠及到中小微企业，没有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同时对就业的扶持力度不够。

其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过去三个月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但这些政策不够系统化，落地的情况参差不齐。综合来看，政策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其目标的明确度也不是特别高。对此我们建议：推出力度更大的、以一揽子财政政策为统领的宏观政策组合。如按照建议，我们估算本次财政政策可能整体规模会达到4.86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消费领域等多个维度。

消费方面，我们建议采取双重的消费激励方案。第一，对低收入群体、对因疫情受到冲击的失业群体、甚至包括疫区的民众，都可以发放现金券。第二，我国当前的互联网渗透率近70%，想要达到发达国家互联网渗透率的水平，还需要将 2亿人纳入到上网群体。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套餐补贴甚至手机补贴的方式，把这个群体纳入到数字经济体系中。

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把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纳入到整个生态文明体系里，这对未来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及扶贫都有很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大量的分析和试点发现，针对城市居民尝试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的效果非常好。以杭州为例，杭州政府每补贴1元，就能拉动3.5元新增消费，边际消费倾向3.5倍。

我们假设在全国范围之内发放5000亿元的消费券，用杭州3.5倍新增消费的杠杆效应来计算，那么基本上它可以拉动社会零售总额的4.25%。我们希望国家可以统筹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的资金，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探索一城一策的做法。
　
尽快出台针对性的政策组合

关于基础市场的主体环节，我们发现对中小微企业缺乏针对性的支持政策。虽然货币政策通过再贷款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因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中小微企业会因实际受益较小而产生落差。

第一，我建议财政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成立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基金，直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由财政承担大比例的信用风险，商业银行承担剩下的信用风险，将财政的资金通过商业银行落实到中小微企业。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将贷款支持分为两个层级。例如，贷款50万元以下的企业可以免息，贷款50万元-1000万元的企业则根据基准利率予以支持，精准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出口部门也需要相应支持。因为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经营造成了很大冲击，外需环境恶化明显。如果出口企业大批倒闭，会为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地区性的失业问题埋下隐患。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或直接拨出大约5000亿元支持出口企业，也可以为企业安排低息贷款；成立专门的决策机构识别出对产业链发展很重要的部门或企业，并按序位予以支持。这对保护中国未来的产业链和制造业意义重大。

第三，按国家规划，2020年新基建的投资规模约为3000亿元。我们可以依照国家信用发放新基建的专项债券，同时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解决资金需求。证监会和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为我们未来用市场化的资金承接新基建或基础建设的一些项目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该领域应该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政策试点的侧重领域。

第四，我们要在重大的关键领域加大有效投资。一方面，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在投资方面缺口很大。我建议国家提供大约一万亿元资金以促进疫后公共卫生领域的体系和产能建设。另一方面，针对老旧小区租赁住房，政府可以做出投资安排。

第五，除了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住房公积金可能还有8000亿元的结余。如果政府出台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改革方案，把节余资金导向供给端，支持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的建设等方面，可能有4000亿人民币的空间。

第六，REITs的试点会引导市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现在整个基础设施的资产存量规模超过110多万亿元，如果有1%的资产能够被证券化，就能释放出万亿人民币以上的资金。所以，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最后，国家还可以划拨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部分。假如我们对10%国有企业的股权统一划拨，大约能释放出2.75万亿元市值。根据去年分红比例，今年分红收益可达600亿人民币。综合来看，这些都能为疫后的经济重启提供较多的资金保障。

总之，此次疫情确实是百年一遇的自然灾难，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及时果断地出台力度更大、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组合，扩大政策的规模，助力经济恢复，这个时间越快越好。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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