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的冲击影响并非短期,不能与2003年的非典比较。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冲击持续的时间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中国经历了两次疫情冲击。第一次是国内的疫情,目前已经得到控制,经济在逐渐恢复。第二次是全球的疫情,目前还在进一步扩散,下一步如何发展难以判断。目前全球200多个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世界经济必然受到巨大的影响。按照IMF的预计,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大萧条。这种全球的大萧条也会影响到中国2020年及未来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一季度的数据反映了国内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第二、三季度乃至全年的经济数据,则可能会反映国外疫情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其次,此次疫情冲击对中国乃至全球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有专家认为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如同物体原本在一个轨道上运行,突然遭遇外力的冲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全球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进入一个新的轨道。我们要想回到原有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轨道面貌如何?无论是从全球来看还是从国内来看,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都在进行调整。特别是全球地缘政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世界发展进入高风险轨道
既然是大冲击,疫情带来的挑战也将前所未有。正如政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对2020年的中国经济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基本判断是将实现2%-3%正增长。
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此次疫情冲击非常大,它对需求、供给的冲击影响不断持续。从需求来看,经历了国外的疫情冲击,现在又面临国外的需求萎缩,对中国外向型的企业、产业带来很大影响,沿海地区订单大幅度减少。这不仅会影响到今年,还会影响到以后。
从供给来看,国内的疫情冲击是因为实行了隔离政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被隔离,物流也不畅通,经济循环停摆。现在虽然中国复工复产,但是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有不少来自国外,而国外受疫情影响正处于隔离状态,这些供给就会受到影响。换言之,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经济已经高度置入全球化之中。在全球的需求和供给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供给、需求也受到影响。这些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都造成了不确定性,整个世界的发展也会进入一个高风险的轨道。这些快速的变化导致很多秩序被打破,产业链、供应链开始重构。在此过程中,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幅提高,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期。
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不容乐观。而需求冲击、供给冲击以及结构性冲击,也使国内经济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
财政政策要积极有为
虽然这些困难并非一己之力就能克服,但我们有自身的制度优势,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和挑战。如何转“危”为“机”?这将取决于我们恰当的应对和正确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应对疫情冲击,一是政策,二是改革。通过政策解决当前就业、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等问题,也即完成中央提出的“六保”目标。这些问题是在疫情冲击下呈现出来的风险点。政府通过救助的方式,避免这些风险点形成风险链,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定,即实现“六稳”目标。
财政政策要积极有为。从投资角度看,大家更多地是在讨论赤字率有多高、债务规模有多大。但关键还是看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做什么?按量出为入的财政逻辑,我们先要搞清楚干什么。中央提出的“六保”指明了方向。政府增加赤字,扩大债务就是围绕“六保”做文章,针对六大风险点实行隔离,避免公共风险升级。如同救火一般,保住“六保”,几个火点就不会再串起来形成更大的火势。那么,整个公共风险就不会升级,也就能达到稳定的目标。
赤字、债务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扩张性的政策。因为从收支账户的角度来看,只要赤字、债务增加,就是扩张。但在当前疫情冲击下,这实际上是一项对冲风险的政策。适应财政风险去对冲公共风险,即通过适当地扩大财政风险,去对冲经济、社会及外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从这点来看,当前的财政政策本质上是对冲风险,与过去因内在因素或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与变化而实行扩张,有所不同。
所以在疫情冲击下,我们应当跳出传统的宏观调控思维,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现在经济社会的运转与以往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完全不同,不能按照以往的政策逻辑来理解当前的政策,不能从表面现象去观察财政政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很显然,在“六保”政策里,有针对企业、经济的政策,也有针对家庭、个人的政策。所以,财政政策不是所谓的单一的经济刺激,而是从经济、社会两个方面解决问题。
事实上,现在还没到谈经济刺激的时候。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是避免大量的企业退出市场,保守就业岗位,避免大量人员失业,对已失业人群提供基本救助。归纳起来,“六保”政策就是一保经济,二保社会,通过保存量,保基本民生,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