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目前，中国多省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降至个位；除湖北外，各省市的复工复产已在有序进行，疫情重压经济的状态似已开始走出阴霾。与此同时，疫情的脚步正在蔓延至全球，影响到包括意大利、伊朗、美国、韩国、日本等多个经济体，甘肃等地出现的病例“倒灌”则显露出另一重危机。

在疫情威胁仍在的情况下，保经济防疫情如何协调？住房公积金是否应当免除？地方政府同时面对财政压力和经济发展压力，其发展空间在哪里？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同于非典

现在因疫情的冲击，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服务业，特别是交通运输、旅游酒店、家政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的门店业务。由于产业链之间会互相影响，另外一些行业，特别是武汉等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一般的产业也基本停了下来。

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经济强势反弹，原来受疫情影响比较明显的服务业等，在反弹过程中回升势头非常强劲。在2003年的下半年，经济迅速回升，把全年整个经济增长拉到了10%左右。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会不会出现与2003年类似的回升态势？

我认为，如果期待靠后期业务的恢复完全冲抵一季度为主所受到的损失，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经济生活中有一些阶段性的表现是不能简单类比的。

2003年时，经济还在一个带有粗放发展特征的、非常明显的上升时期，但2020年的经济是延续着2010年以后的认识、适应和引领的经济新常态，总体来说是一个经济下行时期。

经济发展前低后高的走势是确定的，只是何时能够实现？但在疫情得到控制以后，服务业的重新恢复繁荣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财政政策要做些调控式的结构优化

现在宏观政策非常明确，财政要更加注意提质增效。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这方面还是要继续加码。虽然总的表述仍然叫稳健，但在实际操作中，就是如何在松紧适度的前提下适当放松的问题。这两大政策结合之下，政策意图非常明显，要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压力，也要给经济实施一定的刺激性扩张，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而在这方面，财政政策要更多注意，在配合货币政策总量适当扩张的同时，也要特别强调优化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紧抓重点、兼顾一般等等，这也是财政政策的功能所决定的，要特别考虑怎样做一些调控式的结构优化的努力。

在财政支持企业的政策方面，一些应急的资金已经安排出去了。据最近的信息显示，整个财政系统安排的应急资金已经达到1000多亿元，400亿元以上落实到了使用环节，以后还会迅速地把其它资金用出去。这是支持抗“疫”的过程。

另外，政府对企业要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征税的方面，在具体措施上可以归结出大概十条内容。比如，对于重点疫情物资生产企业优惠征收增值税；企业紧急购买的用于扩大产能支出的设备，免除相关税收；大量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各地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措施；财政配合银行系统，以财政贴息的方式支持贷款的投放，帮助企业，特别是大量有困难的小微企业，扛过疫情的压力期；财政也要呼应有关管理部门，推迟缴纳企业五险一金。

所以，财政的支持政策既包括资金的投入、减税的安排，也包括配合货币政策给予更多融资支持。

 

正视弊病，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可以往前走

疫情期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发表文章《建议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我认为黄奇帆不是只讲免收住房公积金这一项内容，实际上是把它放在了他自己的配套改革的思路和建议中的。我非常认同必须配套考虑减税、降负，以及机制创新、社会经济转轨。到了改革深水区以后，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必须配套。

就事论事，住房公积金确实也需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在支持购房者支付能力的功能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它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表现出来的相当严重的弊病，比如住房公积金实际上不能如愿对低中端的社会成员发生支持作用。

所以，当我们开始正视这些弊病，就要考虑在制度安排上继续往前走。我还是认为可以按照黄奇帆的建议积极探讨，把住房公积金必要的功能、好的机制替代下来。比如，以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充分发展、也有着肯定经验支持的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为主，配上以财政为后盾的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优惠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那么，原来住房公积金所体现的对于购房者的支持功能就可以延续下来。

实际上，目前在住房公积金形成的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被批评为“劫贫济富”的偏差，以及出现资金运转效率低下等问题。通过改革措施将它的肯定性功能替代之后，就可以分步做一个住房公积金增量上的停止。公积金没有了增量，存量的部分可以让职工选择：你是愿意适当地承担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愿意在免税的情况下，把它完全转入自己的社保个人账户。如此，新机制替代了旧机制，保留了住房公积金值得肯定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积极考虑的方向。

 

地方财政有必要适当提高赤字率

疫情期间，地方政府赤字率将会提高，这可能是基本的共识。上一年官方公布的全国合计赤字率是2.8%，那么今年适当地继续提升，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疫情之下，地方财政的减收是肯定的，一方面要降税，另一方面一些行政性的收费也要减少，五险一金这种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也要降低。减降的这些企业负担很大程度上会体现在财政的减收上，而财政发挥功能则需要得到资金支持。所以，地方的减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形成了它的财力缺口，因此必须考虑财政怎么样在更好地过紧日子的情况下，处理好收支矛盾。

当然，除了赤字率指标表现出扩张之外，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其实应该更丰富一些。财政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优化结构这方面要特别发力，产生它应有的作用。更加积极的财政，除了赤字率之外，还应该体现在它收支结构的优化上。

地方政府除了提高赤字之外，还要精心考虑、尽量压缩一般性的行政管理费等的支出。另外，还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比如这些年大家已经接受了的说法：有限资金的使用要四两拨千斤，少花钱多办事。理论上讲这叫乘数效应，或者叫放大效应。

一些地方特别有意义的、支持民生改善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可以积极考虑：政府出一点引资钱，调动体外的社会资金、企业资金，一起进行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一些架桥、修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乃至医院、学校的建设和翻修、改造升级、服务重整优化等项目，政府都可以以PPP的方式积极地做四两拨千斤式的资金运用。

实际上，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是把政府体外的大量雄厚的民间资本拉过来去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等必要项目的建设。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6.2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26万亿元。转移支付的改革过去就一直在推进。疫情下，转移支付的力度和结构需要通盘考虑，在原来继续优化转移支付的轨道上，结合疫情冲击，更多考虑专项这个方面。对于疫情严重的区域，有“戴帽”资金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支持。而在一般转移支付方面，还会延续原来的轨道，也就是中央用客观的统计数据支持的计算公式来分配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资金。资金落实到地方以后，地方完全自主支配，结合自己的预算安排，合成一个资金盘子自主决定使用去向。

 

如何迅速拉动经济发展

从全国而言，现在我们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特别注重的是实体经济能够升级发展。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当然包括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进一步攻坚克难，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用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

不同地方政府辖区要贯彻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怎样贯彻结构优化的政策，也有一定的挑战性，一定要在各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落在定制化的方案设计上。比如在北京的发展过程中，中央不再提以经济为中心，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中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北京经济主要的创新活动要落在像中关村概念的高科技重点上面。

而像武汉这样的区域，前些年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产业集群和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呼应的建设基础。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武汉的发展可能就要更多地考虑整个产业、经济、城市以及周边的城市群，究竟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规划来给予全面的指导？武汉在产业方面具体各种功能区的匹配应该更全面一些，它应该是一个重化工业、轻工业、第三产业、科技创新，以及教育发展基地等所有因素合在一起的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各个地方都要有自己定制化的、尽可能高水平的解决方案。

除了武汉、湖北之外，疫情在国内应该是得到了明显控制，但是国际上有很多经济体的疫情还在迅速上升，产业链受到冲击。

这种冲击，我估计首先会出现在第三产业，比如航空公司、旅游业、酒店业，之后会延伸到和产业链相关的上下游的很多具体产能等等。

全球产业链对中国的具体影响还要做进一步的大量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面对疫情影响，不同行业现在就要及早着手，在不确定性的图景中，首先尽可能地掌握跟自己行业直接相关的信息，以应对所属行业受到的冲击。要有一个尽可能粗线条的预判来争取下先手棋，准备好一些应对困难因素的预案，再结合全景图的跟踪和进一步的分析来认识，由粗到细，形成年内如何应对冲击的具体的、尽可能高水平的一套办法。

对一个地方政府辖区、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企业集团，首先还得在看大势的情况下抓好顶层设计。你只看到一棵一棵的树木不行，首先你要把握住你看到的是一片森林；这一片森林里的一些情况可能还很模糊、不确定，但至少你的视野始终不能离开森林；然后再争取把握好一些关键的大树和有影响的树木的情况。

 

协调好防疫情与促经济，政府要会算大账

将两个经济增长极区域，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实际表现和西部地区进行对比，立马就有高下之分。当然，这评价有点不客气。一些西部的管理环节还在按部就班地强调怎么严防死守，哪怕自己的辖区内已经很多天都是零新增病例了，还是没有考虑自己可以积极做什么事来恢复经济。广东、浙江两省一方面确实注意控制疫情，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考虑复工复产。

广东、浙江等地把很多复工复产时需要支持的民工，从云南、贵州等地用专车接回自己辖区之内。如果民工自己可以使用交通工具返回工作岗位，全额报销路费等等。我觉得这对政府有着非常明显的启示：要注意把握和权衡，在疫情潮来潮退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以防范风险为前提，更积极主动地把迎接经济转型后半程的事情做得更漂亮。

当然，这也跟城市缺少足够的财力支持有一定关系，像广东、浙江等省市，它们敢提出给农民工复工免费解决交通负担问题，还是因为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另外也得说政府会算大账，早一天复工形成的产出，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会促进经济繁荣，改善地方政府的收支对比情况，带来的后续好处，一定会大于现在垫付的成本，这是一个综合的考虑。

如果说得直率一些，西部的一些省市可能欠缺了一些管理经验。另外，从意识上来说，他们可能更多还是习惯于按部就班，领导说什么我落实什么。而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这方面的经验可能还是长三角等地区更丰富一些。这是可以学习的。显然广东和浙江是在把握权衡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经验支持之下，特别地将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当然这还需要有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这在具体的场景之中如何掌握？光讲发展不控制疫情不行，然而光讲控制疫情，对领导和老百姓有所交待，但实际上没有真正把自己的发展潜力调动好，也绝不是高水平的做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