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发展中国家暴发疫情只是时间问题

Q：截至4月9日，全球确诊病例已逼近150万例。除中国外，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确诊病例只占全球的10%左右，但近期确诊病例、死亡病例等数据明显上升。未来疫情会在这些国家暴发吗？

郑志杰（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研究院执行院长）：我个人判断，非洲等地区的暴发只是时间问题。目前病例少，可能是检测没到位，只发现海面以上的一小部分冰山，我们并不知道海面下到底多巨大。对全球来说，已知病毒感染人群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临床症状的病人是我们看得到的冰山顶端。

Q：上述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薄弱，如果暴发疫情，会产生什么后果？

郑志杰：由于许多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我们很难评估疫情。但疫情对低收入国家肯定是严峻挑战，比如非洲一旦大规模蔓延，代价可能比较惨烈。同时，由于检测不足等原因，相当一部分感染者或许难以就医而死在家里。

我更担忧资源分布严重不公平。有些国家已经在考虑垄断医疗资源，而不是如何让其他国家也享受到，某些国家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机场拦截送往其他国家的口罩。由于全球资源分配不公平，低收入国家患者病死的几率比发达国家患者大得多，这是很无奈的现实。好在许多国家在全球疫情暴发早期就采取了严格的封关和社区隔离政策，相信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中国防疫策略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

Q：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或有能力施行中国的防疫策略。举例来说，万一非洲的贫民窟暴发疫情，封锁可能造成更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

郑志杰：确实如此。除非外界能够提供足够的必需品，否则封锁贫民窟就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近代欧洲某些城市如发生严重传染病，为了防止扩散，当地政府就封锁一些街区，让患者在里面自生自灭。现在，这种情况可能重现。有些国家如果医疗资源不足，政府为了防止新冠病毒传播，完全可能选择牺牲一部分人。
　 
美国防疫策略风险仍然很大

Q：根据《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报告，美国在“在应对流行病方面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中居首。但在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美国也排在全球首位，为什么？

郑志杰：美国自疫情发生以来，联邦政府和国会都没有意识到疫情严重性。这是防疫行动迟缓的主观原因。美国的国家体制也使联邦与州政府、地方政府在采取紧急防疫措施时缺乏协调。只有联邦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国会才能拨款，联邦政府才能采取某些严厉防疫举措。这是防疫行动迟缓的客观原因。缺乏全民医保使美国在防控疫情上变得脆弱，低收入者由于担心没有带薪病假而继续上班，这些困境让美国健康安全网不堪一击。

最近，美国每天确诊病例猛增（尤其在纽约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区主动监测的结果，有组织、有计划地普查采样检测核酸。当然，这样查出来的大部分感染者是轻症。美国现行政策是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居家隔离，自行康复。其背后逻辑是，通过主动免疫实现与疾病共舞。

Q：美国想要如何实现主动免疫？

郑志杰：具体地说，是以社会学手段控制感染速度，以医学手段控制重症率，以经济学手段控制医疗资源，从而有序实现人群感染，建立人群免疫屏障。但这种策略的前提是，医疗资源极大充足和合理调配。当医疗资源不足，就像洪水冲击堤坝，防洪大堤会十分吃力。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医疗资源都严重不足。

Q：美国目前的防疫策略风险很大？

郑志杰：很大。美国最初觉得新冠肺炎跟流感差不多，是可控的，没有想到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多重症患者。如果新冠病毒没有那么厉害，主动免疫是一个治疗途径。但问题在于，一些人的病情恶化太快，从出现症状到去世，只用了两三天时间。纽约一些医院每天甚至有十几个新冠病人去世。遗憾的是，现在没有好的指标评估和测量哪些感染者会出现严重临床后果或炎症风暴。

全球卫生体系何以如此脆弱

Q：人类早就意识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应对跨国流行病和新发传染病，因此建立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为什么这套体系没能阻止新冠肺炎失控？

郑志杰：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卫生体系的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领导力缺失，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缺乏部分核心大国支持、个别国家的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未来加强世卫组织领导力是一篇大文章；第二，全球合作不足，逆全球化思维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第三，全球治理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滞后，未能反映当前全球现实。

Q：世卫组织自身能力也存在争议，比如改革迟滞、官僚化等。

郑志杰：联合国系统确实存在官僚化和低效率的问题。世卫组织一直想改革。美国过去在世卫组织一言九鼎，现在参与度减弱。当然，世卫组织也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做事，某些政治势力有意削弱世卫组织的权威。不论世卫组织如何改革，总有人觉得它不听话，有意设置障碍，致使许多工作难以推行。
　
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别无他途

Q：2月3日-2月8日，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研究院团队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46届会议，当时主要讨论了什么？有商讨全球如何合作研发疫苗吗？

郑志杰：当时大家对疫情走向不太明确，觉得像SARS、MERS或是流感，完全没有想到4月份会有上百万人感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先例。围绕新冠疫情的技术议题讨论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是中国代表团重点参与的。其中一个是基于世卫组织《大流行性流感框架》磋商，另一个是讨论《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迄今为止，国际上只有这两个涉及病原体全球分享的国际文书。前者仅适用于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共享和由此产生的维护全球卫生安全的共享；后者是一个双边性质的安排，缺乏对病原体全球获取和惠益共享机制。

可以说，当前还没有一个在世卫组织框架下获取新冠病毒样本、基因序列数据和惠益分享的机制。尽管如此，中国在第一时间与世卫组织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使得其他国家研制疫苗和有关产品成为可能。当时，中国代表团明确表示，中国将积极参与建立病原体跨境分享框架协议，支持世卫组织在充分考虑各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确定切实可行的机制，帮助成员国实现病原体安全、有效、及时、公平的分享。

Q：除了病毒样本和基因序列，包括临床试验在内的数据能否有更好的分享机制？

郑志杰：2005年起，世卫组织经过多年复杂讨论和谈判，形成了一个针对流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框架，强调每个国家要有流感监测体系，哪个国家发现流感菌株，数据要向全世界分享。如果是第三世界国家分享了数据，有能力研发疫苗和药物的发达国家要以最佳价格回馈；同时，研发出疫苗和药物的生产商要向世卫组织捐赠经费，用于进一步研究、监测疾病，形成良性循环。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类似流感大流行那样的生物样本分享机制，需要把针对流感的国际框架扩大到其它领域。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中国第一时间通告世卫组织和美国CDC，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各国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分享病例数据，中国所做的比《国际卫生条例》规定要求的更好。中国是今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的主办国，又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国，如何设定议程、形成制度、争取话语权，需要认真把握。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把病原体“全球性多边惠益分享机制”提上议程，并敦促世卫组织尽快制定相关文书，以弥补这个事关全球安全的国际规则。对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立法空白，国内也应尽快填补，把建设生物遗传资源制度体系提上国家立法议程。

Q：针对新冠病毒的数据分享机制，可以通过世卫组织的职能来实现，还是需要联合国或G20等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平台？又或者需要成立专门的国际组织来推动？

郑志杰：世卫组织应该能够发挥作用。不过这个体制缺乏强制性，各国自愿参与。参与国有义务分享包括病毒样本在内的数据。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分享数据而导致疫情全球大暴发，是否要承担国家责任，目前在《国际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近期，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有法律人士试图起诉中国。我相信中国这次不可能被追责，但从长远来说是值得重视的。这类法律问题以前没有碰到，没有考虑到，未来可能都会涉及。这么多国家要达成共识非常困难，对接下来制定新框架造成障碍。

现在，全球卫生领导力缺失是一个很大挑战。美国当局不想担负起这个全球领导力，甚至不想给世卫组织捐赠经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暂时也难以独立承担起责任，整个全球治理体系目前群龙无首。除非有足够的压力逼迫各个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走到一起、达成共识，否则接下来几年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运转将困难重重。但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别无他途。
　
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大有可为

Q：构建一个超越政治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还是天方夜谭？

郑志杰：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Q：面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国各自为政的局面，未来是否还会发生？

郑志杰：在可预期的将来，全球卫生治理无法去政治化。各国不考虑政治问题、全球大同，目前做不到。我原来对国际合作很乐观，但经过这次疫情，觉得很多方面回不到过去了。

Q：私人部门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影响力日渐凸显。比如在WHO体系里，盖茨基金会是捐赠最多的基金会之一，可以直接影响全球卫生治理。这种被称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治理模式，是否可以打破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壁垒，有效促进国际合作？这种模式是否值得中国企业家、基金会大力参与？

郑志杰：如果主权国家无法对全球卫生治理发挥有效作用，其他行为体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确实值得关注，企业和企业家在其中大有可为。举个例子，美国的全球卫生理事会（Global Health Council）代表5000多家企业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向美国国会游说，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影响法律政策和商业企业发展。在国外，还有很多优秀企业家会投资和捐建医院、医学院或是公共卫生学院，为健康和卫生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

我们正在考虑与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合作成立非营利组织——中国全球卫生理事会，为企业发声、影响卫生议题、提供学术话语权，我们也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去组织、游说，在国际上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