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应对二次冲击的准备

2020/05/29

为阻断疫情的本土传播，中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防控措施，但这也切实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原以为中国第二季度经济会因疫情得到控制而出现“V型”反弹；但自2月底后，疫情在海外传播的势头加快，甚至有些防控工作得当的国家也出现了反弹，这给中国带来了第二波冲击，也制约了国内经济复苏的进程。因此，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在我们预期中。

据此来看，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斗争还要持续更长时间。中国政府也提出，我们要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各项准备。
　
稳定就业缓解供需关系
我们掌握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是否制定增长目标需要国家统盘考虑。但无论国家是否制定目标，稳就业应放在首位。当下，国家也在强调就业优先。稳就业、稳增长都是为了保民生。因为我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我们有了工作才有供给，才会消费。面对疫情对供需两端的冲击，就业这个问题必须抓好。只有解决了就业问题，供需两端的关系才会得到部分缓解。

当前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此外疫情影响的时间可能会被拉长，我国就业市场会面临较大挑战。从前期的情况来看，3月份的失业状况较2月份来说，情况有所改善。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的失业率是5.9%，比上个月回落了0.3个百分点。
如何进一步稳固这种良好势头，加快经济复苏？ 
　
各方合力扩大有效消费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企业的纾困力度，防止企业大量倒闭，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渡过这个难关。政府可采取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同时，通过财政政策特别是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帮助困难的企业，这样才能稳住就业。另一方面，要扩大有效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有了需求，供给才有销路，企业才能维持生存。目前国家也在研究刺激消费的政策。例如，发放消费券、鼓励家电消费、汽车消费等。政府各方出台的相关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消费的积极性。

从消费规模看，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中产阶级。从收入来源看，虽然因限制人员流动和停工停产造成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下降，但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财政转移支付都是正增长。只要收入和现金流没有断，消费的潜力将会在疫情后逐渐恢复。以旅游业为例，黄山一经开放就人头攒动，表明国内居民仍具有消费潜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市场较小，导致其产品在国内卖不出去，但中国的产品不会出现此类情况。中国的产品一经生产，基本靠国内市场就能消化。再如，虽然现阶段不能出国旅游，但我们可以在境内旅游，国内的旅游业就可以随之发展。另外，虽然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国内的产业门类齐全。从该意义上看，民众的基本需求有充分的保障。我国人口众多，国内的需求潜力大。无论是新需求还是传统需求，只要是符合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的有效需求和投资，都值得进一步挖掘。

由于此次三次产业都受到了冲击，所以要让市场的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可偏颇。当然，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弥补市场缺陷。政府可通过“放管服”的改革和减税降负的措施，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为大学生创业创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此外，个人也要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现在用工也比较灵活，很多个人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在社会上找到工作。

综上，要加快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就要从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入手来缓解就业压力，不能仅依靠其中一方，各方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心理因素或将抑制消费需求
实际上，我们既盼着报复性的消费高潮对一季度的衰退有所补偿，又担心由于群体性的聚集会导致疫情反弹。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的旅游、零售等行业应该都会有所改善。但短期内可能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因为疫情毕竟还没有过去。我们要保持慎重，以免前功尽弃。

“五一”原来是3天假期，现在是5天。这有利于扩大假日消费。但很多地方也不太鼓励大家远行，可能会放松对一些非现场的、非亲身体验的活动的限制，但聚集性的活动可能仍需严格限制。例如，电影院至今都还没有开工；也常有因吃饭、饮茶、喝咖啡，引起的隔离案例。此类心理预期会制约相关行业的复工复产。

中国杭州、武汉等城市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措施，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大家消费的积极性，但对其可能产生的作用不可高估。因为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较高，且一季度名义收入还保持正增长，因此居民是否消费，不取决于政府是否发放消费券，而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如何。

居民如对未来的预期持悲观态度，他们可能只是持消费券去消费，而不会花出自己的钱。这对于整个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同时，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大多又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比如，有些消费券只能用于指定的商场和商品。这也会限制消费券的刺激作用。

另外，关于中国是否应该直接给居民发钱的问题，在国外也有争议。按最初的方案来操作，发给居民的钱比当地的周薪还高。这可能就变成了鼓励失业，大家都不愿意去上班。同时，面对庞大的人群，现金入户的程序可操作性也比较差。对中国而言，或许以工代赈的方式是最适合实际情况的。以工代赈，既能解决暂时失业人员的出工问题，又可以避免滋生道德风险。
　
坚持“房住不炒”有助经济回血
近期楼市不能说已回暖，因为房地产市场本身就有刚性的需求。前两三个月，由于疫情的原因大部分消费者居家隔离无法看楼。疫情得到控制以后，人员流动的限制放松。相较前段时间，房地产的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善，但跟疫情之前相比难有明显的好转。

另外，经过这次疫情后，居民买房的改善性需求可能会上升。从前期经验来看，房间太局促会导致居家隔离的效果不佳。所以，有部分居民可能以改善住房条件为由购房。这是导致最近楼市回暖的一部分原因，但并不等于炒房。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疫情防控的逐渐常态化以及疫情在海外的蔓延，对于整个经济的复苏势头都会有影响，由此也可能影响家庭的收入预期。居民会认为将来收入会减少甚至可能会失业。这种悲观预期可能会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恢复。

从上述意义来看，我认为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还是要坚持“房住不炒”。改善性需求可以满足，但“炒房”还应被抑制。不过，具体如何甄别居民的需求，判断其是改善性的需求、“炒房投机”的需求或投资的需求，还需要相关部门研究出有效的政策。

由于房地产的产业链比较长，因此能有效拉动国内的整体消费。我们不鼓励一刀切地放开限购限贷，但适当地释放改善性需求，对于当前经济复苏的启动有帮助。当然前提要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由于目前实体经济很困难，如果房地产市场过热，不仅会导致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使得实体经济进一步失血；还会增加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用工成本。
　
政策托底引导企业和居民生产自救
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以后，中国经济复苏处于相对有利的形势。我们可以有序推动去产业链、供应链的复工复产。企业复工后，大家的收入会改善。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3月份的平均工作时间是44.8个小时，比上个月增加了4.6个小时。这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底气，因为中国不是简单地通过发钱来帮助家庭渡过难关，而是让大家能够通过工作获得收入。

中国出手较早，措施较果断且效果较好。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复工复产阶段。复工复产以后，企业有了现金流，家庭的收入也就有了保障。这是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因为所处疫情的发展阶段不同，中美在经济应对上可能也会有所差别。美国现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企业停工停产，家庭储蓄率低，所以，政府要给企业和家庭发钱、输血。而中国则要加大逆周期调节，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盘活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引导企业和居民生产自救。社会政策则主要用以托底。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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