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中国+1”战略的真相

2020/05/09
“为了减少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风险，德国企业正在实施‘中国+1’战略。”据越通社7月7日的报道，在德国工商总会驻越南代表处于近日举行的《德国企业在越南运营情况调查报告》发布仪式上，德国工商总会越南代表处首席代表马可瓦尔德（Marko Walde）表示，越南目前已成为德国企业在东盟地区内的投资首选目的地，希望在越南扩大投资规模的德国企业占比高达55%。事实上，除德国企业以外，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有跨国企业采取“中国+1”战略，将其在中国的生产部门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中美贸易战仅仅是在华跨国企业加速推进“中国+1”战略的催化剂。跨国企业的“中国+1”战略实质是什么？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兴起的原因是什么？东盟哪些国家是跨国企业“中国+1”战略的首选？跨国企业的“中国+1”战略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是“中国+1”战略
“中国+1”战略（China plus one）是指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及其他商务成本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发生变化，跨国公司为了规避、分散单纯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把原本已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产能迁移至中国周边的第三方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劳动力资源充沛，生产成本远远低于中国，首选的第三方国家是东盟成员，如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中国+1”战略首先被日本在华跨国企业采用，后来为欧美在华跨国公司仿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后，跨国公司的“中国+1”战略已演变为“中国+2”、“中国+3”战略。
“中国+1”战略出现与兴起的背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庞大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众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尤其是日本，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日本的松下、索尼、三菱、尼康等制造型跨国企业都在中国大陆建立了面向全球的生产基地。但是，在2005年4月，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美化侵华历史，加上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此前多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全国多地举行“反日”游行，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浪潮，部分日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受到影响。为了降低类似事件对日本企业的风险，2005年，日本政府开始引导企业，在对中国进行投资的同时，加大对越南、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投资，“中国+1”战略开始在日资企业中出现。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周边小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中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部分地区出现了打砸行为。

时隔七年的两次大型“反日”事件，使日资企业认为在中国的投资风险不断加大，必须进行某种投资战略的变动。这些企业认为，在中国投资可能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影响，给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产生不确定风险。如果全部搬离中国，将会失去中国的市场与相对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同样具有风险，鉴于此，实施“中国+1”战略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些风险。因此，“中国+1”战略为日资企业普遍采用。

同时，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中国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货币超发，推高了资产价格，加上中国从1999年底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也随之攀升，经济结构的矛盾也更加突显，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整个中国的商业环境逐渐发生变化。

尤其是民工荒的出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保的压力以及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竞争等，使得原本日资企业采用的“中国+1”战略逐渐为欧美等其他跨国企业仿效。2012年，三星开始从中国搬迁到越南，阿迪达斯将生产线转移到了缅甸，而耐克早在2009年就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2015年至2017年间，已有相当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将生产基地搬离中国。

以2016年为例，德资企业黛安芬从中国撤资，将获得的订单转移到印尼进行生产，并且扩大在印尼的生产规模；飞利浦灯饰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停止运营；全球最大的手机金属外壳OEM加工商关闭在中国大陆的工厂；SRAM速连把相关生产移转到台湾工厂；希捷扩大在泰国的投资规模，并在此后关闭了苏州工厂。

外国跨国企业搬离中国，人力资源成本的上涨无疑是一个重要诱因。以劳动力成本为例，2008年至2018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了190%。在跨国制造企业比较集中的广东省，2008年至2018年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了216%，中国的工资水平不仅是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的数倍，而且工资增长幅度也远远超过这些国家。

由于采取“中国+1”战略的跨国企业增多，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出现变化。以2016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1211.97亿，对比2011年3269.81亿这一数字，短短五年时间便下跌了 62.94%。
中美贸易战成为跨国企业实施“中国+1”战略的催化剂
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战”以来，为降低成本，避免受池鱼之殃，不少跨国企业加入到实施“中国+1”战略的队伍，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本土企业竞争、环保压力等因素的叠加下，甚至选择彻底搬离中国。据媒体报道，2018年10月23日，日本电产 (Nidec)会长永守重信就在财报说明会上表示，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Nidec计划将在中国生产、供应美国市场需求的产品转移至墨西哥生产。除了电产以外，外迁的日本企业还有松下、尼康、奥林巴斯、索尼和YOKOWO等，其中松下在中国生产的汽车音响等车用机器中，供应美国市场需求的部份转移至泰国或墨西哥生产。而YOKOWO公司则把向越南转移生产的计划大幅度提前了。

美国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也因为中美贸易战影响而加速实施“中国+1”战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走势跟踪》（2018年第84期）引述的媒体报道，美国服装鞋业协会（American Apparel&Footwear Association）执行副总裁Stephen Lamar表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来实现供应链的多样性，而现在我们必须真正做到这一点。”位于新泽西州帕西潘尼的自行车制造商Kent International Inc已经打算将其在中国的生产业务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美国是我们非常大的市场，除了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别无他法，”该公司首席执行官Arnold Kamler表示。

根据BBC对美国旅行背包品牌Tortuga Backpacks联合创办人佩罗塔（Fred Perrotta）的采访报道，佩罗塔花了4年时间在中国建立其供应商网络，然而在美国宣布对几乎一半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后，佩罗塔就开始在其他国家寻找供应商。“Tortuga Backpacks转移到中国周边国家，一方面是出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更高关税的担忧，另一方面是担心中国周边国家供应链无法承担过多订单，这些国家的供应链只能服务于‘先到者’。”佩罗塔说，企业们都希望能够在中国周边国家找到合适的替代技术、设备、工厂来建立新的供应链。

不过，对于部分行业企业从中国彻底搬离的现象，美国商泰隆国际贸易律师事务所（Sandler,Travis & Rosenbeg）律师莎拉·彭（Sally Peng）则认为，对于技术含量高的一些产业，其他国家很难完全取代中国。据路透社的采访报道，莎拉·彭认为，在中国有深厚技术积淀的汽车制造业、机电等领域，跨国企业更多的是寻找“中国+1”、“中国+2”、“中国+3”的模式，只是把生产线多元化，而不能完全放弃中国，还需要把生产核心放在中国。
东南亚国家 跨国企业“中国+1”战略的选择
从人力资源成本看，如前所述，从2008年开始，十年间，中国城镇私营企业的工资增长了接近两倍，而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更高。同期，东南亚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基数低，所以与中国相比，从总量上看有优势。

以2014年为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越南的正常月薪为212美元、菲律宾为216美元、泰国为408美元，而同期中国为685美元。

低廉的成本吸引了众多的跨国企业将东南亚国家作为转移中国生产能力的首选目的地。根据路透社对越南工业地产开发商BW Industrial的采访报道，自2017年10月以来，厂房租赁询问量激增，其公司所有工厂现已全部出租。BW Industrial销售经理Chris Truong表示，租下工厂的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但都在中国有产品生产工厂，目前这些企业都表示希望能尽快在越南开始生产。大量的外国投资也催生了越南工业区的开发热潮，2018年，越南新建的工业区达326个。

除越南外，泰国也成为跨国企业实施“中国+1”战略的优选方案，据泰国电子产品和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SVI Pcl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2018年七、八月间，与4个有在华业务的客户达成了总价值约为1亿美元的新交易，众多的跨国企业正在东南亚国家寻找新的供应商以取代中国的供应商。

2018年9月13日，彭博社援引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表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化，在中国的430多家美国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一已经或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东南亚是他们的首选目的地。

联合国贸发会议6月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也印证了目前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国投资的变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东南亚国家目前已经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受益国，连续三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超过3％，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1490亿美元。

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印尼、泰国与越南在这几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在持续大幅增长。

柬埔寨、老挝、缅甸因为承接从中国搬迁的服装和鞋类生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的海外投资也不断增加，只是相对越南与泰国、印尼等国家，略显逊色。
跨国企业实施“中国+1”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产业转移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作为逐利的资本，规避风险提高收益是资本的本性。对于跨国企业的“中国+1”战略，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企业的迁离，对中国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这些影响是否已经突显？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在7月11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因为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一些外资企业担心会被报复，已经开始迁离在中国投资”的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根据我们的了解，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外资撤离情况。”而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9年上半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31家，实际使用外资478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折合美元707.4亿元，同比增长3.5%）。

从吸引外资的总量看，以2018年为例，东盟十国吸引的外资总量才1490亿美元，只比中国约多100亿美元，因此有分析指出，外国跨国企业实施“中国+1”战略，迁离中国对中国并无大的影响，而目前中国正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外国投资，一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外资企业迁出中国也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策略。2019年上半年中国的引资结构的变化也表明外商投资在加快向高技术产业聚集。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4.3%，占比达28.8%，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0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其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8%和25%。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875.6亿元，同比增长71.1%。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8.1%、77.7%和62.7%。

“跨境投资和业务的转移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一种自主的商业行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企业的迁入或迁出每天都在发生，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对于跨国企业外迁，工信部副部长罗文在中美贸易战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挑起和升级贸易摩擦，的确对部分企业带来困扰和冲击，有一些外资企业出于分散风险、降低成本等考虑选择外迁，对这一问题应理性看待。”罗文认为，中国不回避问题，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为企业减税、降负，着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中国要继续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进一步扩大开放，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落实中国政府宣布的各项对外开放的措施。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跨国企业外迁，大量低技能岗位流失，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目前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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