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中国银行业的“破产”自救之路

2018/11/13

我们的经济学是饿出来的

我们这一代人很有意思。生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都是革命传统教育,后来又去插队。插队在农村工厂和在基层当兵的经历,对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但你会突然发现,怎么现实跟原先所说的东西有如此大的差距呢?换言之,我们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是肚子饿出来的。


当时无论在高层还是在基层,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体制无法再维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得改革。尽管我们不知道改革目标是什么,但是至少知道这不是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全部动力。它不是由一个设计目标规划出来的,而是在改革过程中间逐渐获得的目标。


当农民联产承包了,粮食打出来了,卖了就有了货币收入,有了货币收入,根据工业化规律,一定要去投资工业,这就有了乡镇企业。有了乡镇企业,就一定要跟城里的国营企业竞争,乡镇企业就进城了,那么国有企业就得改,否则它就搞不下去。这就要求松绑,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走上了股份制;走上了股份制,又说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就有了后来的股权分置改革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问题导向的,它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改革最初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试验的过程中总结经验,然后推广发扬光大。这是80年代体改委做出来的事,就是广泛地提供试点,提供样板,然后看试验的结果怎么样,试验中能不能总结出经验,向其它地方复制推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验是从实际出发,然后上升成理论,上升成经验,再复制到实践中。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还没有彻底上升成理论,还没有被写在教科书上。所以中国改革依然是一个鲜活的事实,需要经济学家去总结、去上升它。


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变革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没有出现过经济的大幅下落,没有发生人们群众生活的急剧恶化,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改革还在持续推进,天天都在谈改革。这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双轨制改革仍在继续 要谨防权力价差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在全世界都具有非常的意义呢?因为中国最早打破框架,认为计划体制必须改革。另外,中国改革的方向只有市场,是市场导向性的改革,而不是在原有体制中修修补补的那种改革。这是1978年中国开启的方向。


其中有一个中国特色的经验,就是双轨制。在计划轨的旁边有一个市场的轨,一轨变两轨,市场轨起着边界的引导作用。市场轨逐渐壮大,逐渐消化计划轨,然后两轨变一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一轨变两轨,两轨变一轨的过程。


双轨不是稳定体制,它可能构成腐败。但是双轨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能控制它逐渐向一轨方向并轨过渡的过程,那它是最平稳的,不会出现经济大起大落。双轨怎么过渡安排,这是一个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1992年,中国的票证全部取消,短缺问题消除了。那时产品市场双轨已经不存在,双轨开始蔓延到要素市场上,比如利率的双轨、汇率的双轨、劳动力的双轨。这时候就开始在更高层次并轨了。比如1994年的改革,就是汇率的并轨、利率的并轨。


今天,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并轨,仍然存在农民工和城市人口的差异。尽管现在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但是他的社会保障等等还没有并入这个轨,这也构成了我们新时代的改革任务。改革一定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还包括教育的平等、医疗的平等、社会保障体制的平等,惠及到每个公民的平等。这是双轨的并轨。


中国顶住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其实中国金融很年轻,现在已经很国际化了。所谓年轻是指四十年前的中国没有金融。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所有企业的利润都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所有的开支都是财政开支。


当时有中国人民银行,但它是料理国库的,所以它最早的行址就是在财政部里。中国最早的银行工商银行,是1984年成立的。随着1978年改革,中国金融体制才开始形成。换言之,它一定要从财政剥离出来,成为市场行为的一个财务安排。这就是金融机构,而不再是财政主导下的计划经济。


所以,金融改革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是从财政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财政金融体系。第二,这个金融体系是以市场为导向,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金融体系。中国改革是这两个目标在交替推进。


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到,要把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与此同时把政策性业务从商业银行分离出去。这时候金融机构才真正开始走向市场化,自负盈亏。这个改革是从2004年开始的。


从2004年1月1号开始,一直到2012年光大银行上市,这八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银行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银行业曾经在2004年技术上破产,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资本金只有4%左右,坏账却高达20%。但是经过改革,不仅资产负债健康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持续发展了。这是构成中国顶住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部原因。


应变现国有企业资产填补社保缺口

对于未来的改革,我认为,未来三年必须要把现代化的道路铺平,并且制度化。按照之前我在国家体改委的经验,这叫改革进入不可逆转阶段。 


第一,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就是告别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告别高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多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把经济拉回到两位数的增长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想拉升增长去扩大投资,一定是向未来借钱,那么就是杠杆加长。而杠杆加长一定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金融危机就是杠杆加长后的快速去杠杆导致的。要防范这种风险出现,就要人为地去杠杆。金融部门是做杠杆的,因此降杠杆的问题不在金融部门,而是在金融部门以外。所以去年金融工作会议讲得很明确,去杠杆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去杠杆。


第二,怎么去杠杆呢?是去僵尸企业。你产能过剩,又是高杠杆部门,东西卖不掉,债就还不了。这种就是僵尸企业。去僵尸企业无外乎是在物理产能上把它消灭掉,然后资产负债表再把它消灭掉。这两个方向都构成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只有国有企业改革了,才能降杠杆。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全国老百姓的企业,那么它就应该为全国老百姓服务。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社会保障压力非常大。要填补社会保障压力的缺口,国有企业就必须得分红,国有企业的资产必须变现去填补这个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需要国有企业改革。


这同时也是一个财政问题。财政包括收入制度、预算制度,以及跟收入和预算相关的弥补制度。预算制度是支出责任。中国过去的预算包括四个预算,政府的一般性预算、政府的基金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这四个预算是相互隔离的,不能调剂。


十八大以后,财政体制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预算法》。《预算法》把这四个预算统筹了,可以调剂,而调剂的主体就是国有资本预算。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有资本必须分红30%,然后无偿计入预算,将来进入的方向就是社保。


收入制度也在改,就是营改增。下一步就是支出责任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怎么划分,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政府已经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责任在减轻,公共服务的责任在加大。这时政府的支出责任就应该发生变化,财政体制就要进行改革。


精彩的改革开放

对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用“精彩”来评价它。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经历这个过程是更加精彩的人生。中国在短短四十年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貌,甚至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而我们有幸作为一员参与了这个过程,当然感到自豪,感到精彩。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中国改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接力赛,还会有新一代人加入其中。


中国改革四十年的经验会为未来提供更好的借鉴,但同时,历史不是未来,还有新的长征需要去完成。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它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前的一个重要启示。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