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改革之后，我不但搭上了高考的列车，还坐了一辆快车，初中毕业之后就进了北京外语学院的六年一贯制的特殊班。1986年，大概21岁还差几天的时候，我本科毕业。80年代初，大概17岁左右，我开始在校外兼职做翻译、教英文，做翻译给了我很多历练。我参加的主要是一机部和北京市机械局的机械、电力系统的合资企业谈判和技术转让谈判。我的服务对象都是80年代推动改革的大咖：国务委员张劲夫、外经贸部长郑拓彬、副部长王品清、三里河经委副主任朱镕基、林宗棠，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

1987年，我跟随40多个全国各省外经贸厅的厅长到美国的十几个城市宣讲：中国开放了，什么是“三来一补”、什么是合资企业、什么是技术转让。出发前，去中国银行领了几万美元的旅行支票，每张100美元，在每张支票上签字，俞渝这两个笔画多，弯腰写了好长时间。回国之后，钱没花完，我再去中国银行退旅行支票，又写了几百个俞渝。从此，我签字不写汉字，就是拼音“YU YU”，可以快一点。

因公出国回来几个月，我辞掉了在合资企业的工作、退还了给我分配的两居室。1987年秋天，我又去了美国留学，当时觉得自己从此留在美国了。当时，我二十岁出头，中国太穷，我不懂什么后发优势、不知道谁在下哪盘大棋。我看到的是：企业层面的中美双方谈判，老美有放映的胶片、有套路、有钱、有技术，中国的厂长、局长拼脑力、聪明和现场反应。当时，我家里连电话都没有，有紧急工作，要几个人接力告诉我立刻要去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要去美国，要去那个先进又富裕的地方。在美国的时候，我待过西部俄勒冈和中部俄亥俄。我在纽约大学MBA毕业，当时在麦迪逊花园，还代表毕业生讲话。MBA毕业的时候，我能够找到的工作都不太适合自己。我参加过很多复杂的企业扩张、合资、收购的项目，如果去投资银行从基层往上爬，我没耐心。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事务所，去找原来服务过的公司揽项目：西屋电气、ABB、大西洋石油公司等等。

1995年，我三十岁，代表中国有色、中国科学院三环，收购了美国通用汽车的子公司MQ。通用汽车当时濒临破产，一篮子卖掉42个非核心业务的子公司。我帮助中国有色买到了以稀土为原材料的磁体公司，这个交易，为中国公司现金获利1.38亿美元，成为新磁体公司最大的股东。中国公司没出钱，他们也没钱，连差旅费、律师费都是跟中石化借的，这个交易我做了3年多，码了8层的债务，收购的资金和收购之后的企业的流动资金，都是跟不同金融机构借的。48小时交割，我48小时没睡觉。我在30岁时能够做下一个这么大、这么复杂的案子，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