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1978年上大学，我就选了哲学系。在上大学之前，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受到某种决定论的影响，对于事物的看法是比较独断论的。上大学以后，特别在哲学系学习，我们受到很多非常好的老师的教育，也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比较多的还是像康德、黑格尔这些书，不过因为我当时感兴趣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这个派别，所以对罗素、塔尔斯基的数理逻辑很感兴趣。毫无疑问，它对我的成长，对我能够用这今天样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分析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把前人的这样一些对于思想问题的不同方面有了一个完整的梳理，并且通过梳理形成我们认识世界的一整套方法。这个不一定是做企业重要，其实做人生、做其他的事，我相信也是重要。

我上大学我挺喜欢哲学，但是我觉得光学哲学不够，也喜欢去上别的课，跟别的同学交流，我觉得挺有意思。1979年，我们做了一个“多学科讨论会”，我们几个同学，包括计算机系的、生物系的、图书馆系的，大家凑在一起来共同讨论大家最近读的书或者关注的一些话题，每周三的晚上大家就在当时的学生会办公室聚会。

比方说那段时间我刚刚把弗洛伊德读完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关于俄狄浦斯情结这样一些概念，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发言完以后大家来讨论，说你提提问题、谈谈想法，然后大家有什么不了解的，他跟你沟通，或者认为你就是胡说八道，也把你批判一通，这种情况都很有意思。有一次我还讲过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但是因为我是看英文的一篇文章，并没有读到拉卡托斯的原著，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话题讲完了，然后所有人认为我一窍不通，根本就啥也不知道。你跑来讲这个干吗？就把我批判了一通。但我也觉得挺高兴，反正大家一起交流了，确实搞清楚了，什么叫懂什么叫不懂，那我知道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不懂。

当时有这么一些事情之后，有个作家叫祖慰，他写了一个报告文学，名字就是《快乐学院》，描述的武大这些同学，就是“快乐学院”的这一批人在怎么样思考问题、怎么样学术交流。刘道玉1980年来做校长，我没有因为个人的事情找过他，但说一起到多学科讨论会这样的场合，我找过他，和校长有很多接触。当时我记得有同学说要请刘校长来做多学科讨论会的名誉主席，结果都大家都不同意，说他来做名誉会员还不错，然后他来了，也很欣然地接受了。我们有几次讲座他也来，很亲近，他自己说他是名誉会员，觉得很高兴。当时他更关注多学科讨论会讨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所以给我印象挺深的。

我们这波做企业的不懂经济，就是胆大

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1985年开始上研究生，1986年我就做了武大的研究生会主席，1988年就毕业了。当时团队里我当主席，还有其他的副主席、秘书长、部长，大家觉得挺好玩儿，想要一起工作，保留这个团队，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办个公司。所以我们一共七个人，就自己凑了2000块钱办公司。那时候万元户就不得了，2000块钱也算是很大的钱了，然后我们就交给了武汉市洪山区科委，当时洪山区科委决定向北京的中关村学习，也要搞一个科技一条街。我们就这样注册了一个叫“当代生物化学技术研究所”的机构。

因为我们七个同学里面有五个是学化学、生物、病毒的，而且我们当时觉得未来的中国或者全世界从商业上来说，医药一定会有很重要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想将来在这个领域里全力来推动。正好学生物的同学知道，当时有一种产业的需要，从厕所里男性的小便里提取一种叫“尿激酶”的医药原料。我们把它提取出来以后，卖到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个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再进一步提纯卖到海外，把它做成尿激酶的药品，作为一种针剂在全世界卖，用来溶解血栓。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做过一些别的生意，比方说1988年的时候，我们跑到石狮去买服装、袜子这些东西，当时那边很便宜，然后拿到学校来卖。但是当年的石狮和今天的石狮差距可大了，今天的石狮都是好产品，不会作假的，当年可说不清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买回来女丝袜，先卖给同学们，大家主要是为了支持我们办企业，就买你一双。上午买回去，下午就来找我们了，说你这个袜子是怎么了？只有一只袜子！所以这个做得很亏损。这个就说明，我们刚开始起步的过程还是蛮糊涂的。

所以我们还是很庆幸，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尿激酶”的具体项目来推动企业的成长，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在哪条路上探索。至少我们从1988年开始的第一年，到八九年、九零年，在这两年的创业阶段，基本上靠这样一个项目渡过了我们最早的过程。然后从零到有，从零到一，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对任何企业都是特别重要的。这项业务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年，今天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尿激酶的成品生产企业。

其实很多年前我就认识到，像我们这一波做企业的，之所以能够把企业推到一定程度，并不是我们真的懂市场经济、懂企业运营、懂技术，而是我们胆子比较大，啥事情都敢干。而一批70后、80后，现在90后的企业家已经成熟起来了，他们受到了一个完整的、现代的市场经济的教育，他们对规律的认识、了解比我们要强得多，所以我想企业现在并不真的需要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搭出这个平台，让一些年轻人来推动，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从武汉游到上海，从沱沱河漂到武汉

我上研究生那年，就是1985年，四川有一个探险家尧茂书，他从长江源头准备漂流到上海，但是他在金沙江就遇难了，所以1986年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要去漂流长江，我正好在武汉的东湖边长大，所以就一直游泳，特别喜欢。正好1981年的时候我从武汉游泳到上海，因为有原来这样一个过程，我也希望到源头然后顺着长江来看一看。

我就自己找朋友借了一条船，他们单位有东湖里面的那种冲锋舟。然后我就把桨和冲锋舟背上，就到了长江的沱沱河沿去了，我们研究生还有一个同学不断地到下游接应我。所以就这么一路漂下来。我从沱沱河沿到了虎跳峡，然后绕过去到下游，一直漂到武汉，大概两个半月吧。

最险的是那一次在宜宾的下游，有一个很大的漩涡，那个漩涡大到把船卷进去，连船一起沉到江底去了。当时我也觉得害怕，情急之下就想跳船逃跑，其实跳船更危险，就卷到底下去了。当时看的是两边像个井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天。那个时候很长时间，我就觉得肯定死掉了。我想人死以前其实都是比较平静的，没有那种恐惧，我自己就是那样，只是觉得还有一些对不起谁的事情。

但是那个漩涡下去以后慢慢往下走，它慢慢又会变小，所以船就开始浮起来。船旁边我系了有一圈绳子的，因为还在挣扎，所以一下子有个手抓住了船下面的绳子，这样就又冒出来了。但是这个漩涡是不让你离开的，它又转到上游去了。所以到上游我就走了很远，因为你不能不过，所以把船拖到上游去，然后又下水又过。第二次也差点陷进去，但是我不是很怕，因为我第一次都出来，第二次也能出来。我想这就是每个人的宿命吧，我觉得都不会逃避的。

做企业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因为像我们这些人，最早其实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资源，就凭自己这么去闯、去干，来推动一个企业。这个过程中肯定就容易把企业拉到比较极限的状态——比方说资金拉得很紧；或者某一个项目把它推到极致；比如市场就那么大，你非要做很大的扩张。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你要从零开始，所以难免会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推动企业发展；但另外一方面，这样一种过程通常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企业慢慢做大以后就开始认识到，平稳、稳健、长久比那种快速的发展、比较极致的推动企业的这种状况更加重要。

通过市场的力量来驱动环境的改善

大概是2010年前后，在亚布力论坛，一些企业家一起在聊天，刘晓光就谈到他所带头创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他也说到写了这样一首诗叫《阿拉善之歌》，表达我们企业家对于环境的关注。特别那一次我印象比较深，他引用了“做一个个无名英雄，大地用青翠为我们加冕”这一句话，我觉得很神奇。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2004年，由一批企业家在内蒙古的阿拉善盟，成立的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环境保护公益机构。2000年前后，北京的沙尘暴很厉害，有科学家说沙尘暴的源头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那一片沙漠，所以他们就来到阿拉善盟，看到沙漠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觉得企业家们应该用自己的能力来做些工作。2004年到现在，通过14年的努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经从最早的六十几位企业家发展到现在接近9九百个企业家。而且已经走出了阿拉善荒漠化治理的范围，开始在深圳、在沿海做红树林的保护，也在长江流域，从三江源到三江并流区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豚的保护；也在高原地区，新疆、贺兰山、西藏、青海，通过保护雪豹这种顶级物种，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的议题。我们希望让人知道，中国的企业家不仅仅是在推动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希望把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带出去。

阿拉善的荒漠化治理，其实做了很多尝试，“梭梭树”是比较成功的一件事。梭梭是阿拉善本地土生土长的，因为当年没有柴烧，农民都把它砍掉了。梭梭树下面可以嫁接肉苁蓉，肉苁蓉是一种好的中草药，可以卖好的价钱，这样农民就因为种植了梭梭树，嫁接肉苁蓉带来很好的收益，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不仅不去砍树，而且愿意主动保护，主动种植。我们认为正好是企业家所擅长的，就是通过市场的力量，不仅是保护，而且通过保护带来更好的收益，用这样一种办法来驱动当地的环境的改善，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很多环境保护领域里面应该使用的方法。

去年我带队，带我们阿拉善SEE的企业家去三江源考察，到了阿尼玛卿雪山，黄河源头的一部分。我们从很远走过去，沿路有不同的黄的、绿的、蓝色的小花，你看到远处都是很隐隐的那种雪山，突然过了一个山坎，下面是一片非常平静的、透亮的湖泊，湖里有很多很大的鱼，你把手放在水里面的时候，鱼可以在你手上游。湖面上反射的是雪山的倒影。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有这么一种境界，我们会突然心里面充满着敬畏，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去把这样一个环境保护好，并且把这种理念带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

我想这不仅仅是对环境带来的一种价值，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对这些参与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企业家内心的改变。企业家通过亲身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从过去对环境的不在意、不理解，甚至于在观念上没有重建。到今天他们重新建立了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信念，比方说过去可能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不知道人与自然其实是应该有敬畏。所以我想，对自然的敬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重新的界定和自己内心里面的约束，我想这个对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家成长和改变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