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一）

        2003年，我第一次登珠峰。当时天气不太好，我在上面就待了十分钟，哆哆嗦嗦要把红旗展开的时候，向导说：你还活不活了。从8848米到8800米下撤的途中，我感觉身上充满了阳光的温暖，美滋滋的。我情不自禁地坐下来，闭上眼睛，好像进了天堂，那种感觉很美妙。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美妙的天堂现在去还太早。尽管现在这么痛苦，我觉得还是留在痛苦的世界吧，于是挣扎着站起来继续走。与美妙搏斗比与痛苦搏斗难得多。

        那天风雪交加，还是阴天，我感觉很痛苦，呼吸也上不来，好在最后活着回来了。随队的医生告诉我，那种美妙的错觉就是濒临死亡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遇难的登山者面部都非常安详，没有任何恐怖感。

        这次登顶珠峰后，我得到一个称号——中国登顶珠峰最年长者。这让我很不爽，不是因为说我年龄大，而是因为“中国”。当时全世界登顶年龄最大的是日本人，62岁，而我52岁，比我大了将近一轮。

        后来我就想，到64岁的时候要再去一次，得把“全世界登顶珠峰最大年龄”的称号博回来，这才有意义嘛。2010年的时候，我又登了一次。因为有心理预期，也受过训练，所以就特别容易。而且我在顶峰待了一个多小时，还不愿意走。不过那个时候，人类登顶珠峰的最大年纪已经到了77岁。

        登珠峰本身就是在较劲，争当人类登顶珠峰最长者，也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我觉得两次登珠峰，山的高度没有变，但是我对自己、对企业、对社会、对国家有了新的自我认识。第二次登顶珠峰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在大自然面前的反思。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姿态？我们对社会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姿态？

        我们第一次登珠峰时候对环境无所顾及，绳索、吃喝拉撒，全部扔在了珠峰。第二次，我们约定，除了小便其他的都带下来，包括大便。这些东西怎么顺利地放到容器里面是需要训练的，而且特别消耗体力。

        这次登顶出了点小意外：我的左眼失明了，但是丝毫没有影响登顶之后的快乐心情。下撤途中，另一只眼也看不清了。这是缺氧导致血液不畅引发的暂时失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吸氧。我在8000米的高度强行吸氧，蒙着眼睛在帐篷里躺着，想到登山队有一个摄影师，他在登山过程中一直通过卫星进行现场直播。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是深圳电视台。那时候他说他太累了，不转播了。我就摸索着走到他的账篷，说再累也要转播，不然你今后一定会后悔。

        第一次登珠峰就想着自己要怎么上去。第二次已经进入一种利他的境界。当时我不觉得，事后想到都要流眼泪了，我才觉得我还挺伟大的呀。

        （二）

        再说说和华大董事长汪健的故事。2010年我们一起登珠峰，回到北京，记者采访汪健，问他当时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佩服王石，因为他之前说过佩服我。结果汪健说：“我为什么要佩服他？他是著名企业家，我也不是默默无名。他很成功我也很成功，他登上珠峰我也上去了，他是中国最大年纪登珠峰的，我也是啊。我是科学家，他是吗？不是我佩服他，应该他佩服我。”记者当时就懵了。

        后来，2011年1月份我就跑到了哈佛，原来是计划学习一年，结果待了三年，后来又去了剑桥。我去哈佛和汪健那句话“我是科学家，他不是”分不开，但是结果非常好。2015年，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授予仪式的时候，我邀请了汪健。后来，我们还一同访问了华盛顿大学，一起演讲，我的题目就是《兄弟情》。

        这里有一个故事，当年登厄尔布鲁士山，汪健是最后一个上去的，上去之后出现呕吐，各方面反应都不好，我们就开始下撤。我注意到他这个情况，就放慢脚步陪着他。他走了一段路就蹲下不走了。在下珠峰的时候，蹲下来不想走是非常危险的，我愣把他撑起来走了一段。我都忘了这段经历了，但是汪健总是在不同的场合讲。

        为什么在华盛顿大学讲这段经历，因为我们兄弟情是成功的爷们儿之间的情谊。成功的爷们之间互相敬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不服气。我觉得这就是爷们儿之间的关系，我和汪健先生就是这样。

        而且我感到在亚布力大家庭之间也是这种关系，暗中较劲，但是互相支持。有人遇到麻烦和困难的时候大家都是义无反顾地给予支持，帮助他渡过难关。

        （三）

        实际上，我在哈佛有一段时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为什么硬待在那儿？只有一个理由，我知道如果放弃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不像年轻人，回来偷偷学习两年再去。我都60岁了，再不坚持就坚持不下去了，我不想等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感到后悔。

        而且，这份坚持现在还进行着，我到了剑桥两年之后又在牛津待了一年。按照计划应该是2016年9月份去希伯来大学，但是因为公司的事耽误了。我当了17年的董事长、17年的“甩手展柜”，现在是新的17年。我现在66岁，再过17年就是83岁，83岁是什么样的呢？我两个半月前去美国参加巴菲特的股东大会，有4万人参加。巴菲特今年是87岁，他的搭档查里·芒格是93岁，两个人就像说相声一样，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4点半，中间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吃着花生糖，两个老人一直是这样的状态。

        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我们的精神到底要的是什么？我66岁这一年，做了离开万科的准备。但是这一天是哪一天我当时不知道，至少是我的一个突然决定，要看时机。我就是在这件事公布一个半月之前才决定的，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离开之后做什么？当时说没想好，现在还是没想好，既然没想好就慢慢想。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拓展人生的宽度，人生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我未来要翻越的这座山峰不是物理的山峰，而是每个人心目当中的那座山峰，它的高度是什么呢？没有一个绝对的特定高度，目标定得高不一定能达到，但是目标定的不高一定达不到。

        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反应也不是很快，但是我有两个特点。第一，我好学习。第二，喜欢较劲。我总得找点出路，就是学习。比如在他们在大本营打扑克，我不打；一起聊天，我就在旁边看书。我的文字能力特别差，现在每天写日记，硬写、较劲！实际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幸运的社会，这样认准去做、较去劲，结果都会是不错的。

        最后说几点学习体会：第一个体会，杨鹏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英文，和美国的一个得布鲁斯克奖的诗人一起再润色成诗经韵味，实际上道德就是诗的状态。我发现读英文版的《道德经》比读中文版顺。为什么？我的文言文很差，翻译成英文当然是用现代语言的文法来翻译。我现在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要借助英文，这几年虽然口语讲的“坑坑洼洼”，但是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上升了一个层次。这是我到美国硬学英文的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很痛苦、反应很慢。哈佛亚洲中心办公室有一个日本文学专家告诉我他的经验：第一，只要有新单词就造句，这样就会加快学习速度。第二，要能自言自语，直接用英文说。第三个是做梦能够用英文说话，这个有点难，自己把握不住。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每天睡觉之前把收音机打开，听着英文新闻广播睡着。我发现问题来了，在哈佛上课听教授讲课似懂非懂，我发现闭着眼睛听比睁着眼睛听容易，但是一闭眼就睡着了。所以这个方法并不好，不要学习。

        来源：2017年亚布力夏峰会商业心灵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