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加:以香港撬动世界

2017/09/26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第20个年头。中国经济已经腾飞,香港如何延续过去的辉煌?在我看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拥有独特的优势,是连接中国与海外的转换器。只要与时俱进、找准自己的定位,香港一定能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香港有机会成为最重要的杠杆支点和权益转换器。


       “一带一路”既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简单的产能输出,而是一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带动欧亚大陆经贸合作,从而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在当前发达经济体的逆全球化风潮下,“一带一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新的环境下推动全球化的大方向。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变幻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认识“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能够有效发挥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我们就能找准香港的定位,成就下一个20年的辉煌。


       这样的信心来自哪里呢?首先,既然不是“马歇尔计划”,那么“一带一路”就是遵循市场规律的投资,不是无偿援助,因此我们必须关心钱从哪里来。第二,既然不是简单的产能输出,那么沿线国家就必须“购买”中国的产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也必须关心钱从哪里回。第三,既然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必然会用到大宗商品,如果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迎来新一轮牛市或者出现价格剧烈波动,我们就必须关心如何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定价并且管理其波动风险的问题。第四,既然是中国领投“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必将有重要的战略机会,努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因此,我们必须关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离岸价格的形成和风险管控。在这四个“既然”与“必须”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拥有的优势。


钱从哪里来?


       目前很多“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差异性巨大,不少经济体尚不发达,无力购买中国产能,虽然有些经济体有矿产资源或市场潜力,但由于政局不稳、投资环境欠佳,资源变现很困难,投资回报难以保证,可谓花钱容易挣钱难。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一定要先解决投资的“钱从哪里来”与“钱从哪里回”这两个问题。


       先看看“钱从哪里来”。由于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的形式启动先期投资。但是,建设“一带一路”不可能是政府一家的事,必须引导市场的资金,也不能单靠中国一国之力,必须争取更多的国家和市场加入“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应该争取以尽量少的政府资金撬动尽量多的市场资金,以尽量少的中国资金撬动尽量多的国际资金。在这里,政府是领投人,市场是跟投人;中国是领投人,世界是跟投人。


       既然要撬动最大的资源,“一带一路”投资就必须找到一个最有效的杠杆支点。这个支点可以放在国内,用中国政府的钱来撬动中国市场的钱,但这样一来,“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就全部锁定在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成功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长机遇,全球资金中不乏愿意共担风险享受高回报的积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香港为支点,可以撬动更海量的国际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钱从哪里回?


       如果“一带一路”的建设资金是依靠杠杆撬动市场而来,那市场需要的收益又如何回笼呢?答案是国际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就是各种金融需求进行权益互换的场所。有人用今天的钱去换明天的收益,也有人愿意用明天的收益换取今天的投资;有人愿意把钱借给有信用的人,也有人愿意把钱借给有抵押品的人;有的抵押品是实物资产,未来的收益可以证券化作为抵押品来换取今日的资金。跨地区、跨时间、跨行业进行资源配置,正是金融中心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具体到“一带一路”,我们应该让沿线有资源的经济体将其资源在一个公认的市场打包上市,形成有价证券,使其资源迅速形成今天就可以利用的市场价值,以补充其欠缺的偿还能力,用抵押或其他形式来保证中国和国际投资者的回报安全。由于抵押权益的市场价值直接影响资源国的偿付能力和融资功能,这样的安排可以将资源国的市值管理与基础设施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放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


       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实际就是一个权益转换器,它用一个安全有效的机制,把今天的钱换成明天的收益,用今天的股权抵押未来需要偿还的债务,把货币投资换成资源的未来收益。这里的权益人包括中国产能、中国资本、世界资本、资源国,能够保证权益互换的是一个大家都信任的资本市场。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转换器,“一国”决定了香港是值得中国信任的地方,“两制”下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和市场环境则为香港赢得了海外投资者的信任,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资金。


如何管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中国目前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但却还未取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必然需要消耗更多的大宗商品,如果大宗商品价格迎来新一轮牛市,中国势必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应该及早打算,提升对于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尽管目前内地期货交易所的成交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尚未对外开放,暂时未能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基准价格。“一带一路”建设横跨欧亚大陆,必然需要使用有国际影响力的基准价格。在这方面,连接东方与西方的香港可以贡献独特的价值。香港近几年已大步发展大宗商品业务,通过海外并购与在岸建设,香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建设大宗商品的深港伦互联互通。


如何让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比翼双飞?


       “一带一路”建设将会面临很多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债务风险、汇率风险等等,这些风险中最容易被管控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是汇率风险。如果“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使用美元或其他外币结算,汇率风险很难管控。如果“一带一路”建设尽量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相对而言,更容易把风险的管控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目前,香港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不仅拥有大量的离岸人民币存款,而且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离岸人民币投资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包括人民币兑美元期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属期货、人民币债券、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等,可以满足不同的海外机构对于人民币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求。香港完全有能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助推器。


       总之,无论是在解决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回的问题上,还是在解决大宗商品与人民币价格风险管控方面,香港都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


       对于金融领域的工作人员来说,以上道理不难理解。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些道理并不一定那么显而易见,因此我打个通俗的比喻:地球好比是一个乡镇;中国是这镇上的一个大户人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家大业大,有钱有设备,劳力充裕。这个大户人家的邻居有住在镇郊田野里的农户(“一带一路”区域沿线的中西亚国家)和镇上其他富裕人家(欧洲经济圈)。住在镇郊田野里的农户很贫穷,家里未通水、未通电,路也坑坑洼洼,但家里有大枣树(资源),他们靠卖枣勉强生存。作为大户人家的中国虽然很希望带领这些农户共同致富,但是也不能为这么大一片田野无偿地修路、引水、通电。


       在这种情况下,大户投资人家必须动员全镇其他富裕人家共同参与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成功,同时,没钱但有枣树的农户可以将枣树未来的收成拿到镇上的“钱庄”估值,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富户们都可以认购一部分“枣证”。农户们不仅可拿到一些钱培育枣树多产,保证枣树的价值增长,还可以用自己的“枣证”抵押,换来大户们出钱出力出设备,让乡野之间通路通水通电,为了赎回自己的“枣证”,或者为了融到更多资金,农户们自然会把枣树养得越来越好,实现共同发展。


       无论如何给农户家的枣树定价,都需要一个交易定价中心,好在富人们在镇上开了不少钱庄(资本市场)。可是,到哪家“钱庄”估值定价好呢?由于大户人家是领投,自然希望估值在自家钱庄,其他富户虽然是跟投,但也想用自家的钱庄估值,有枣树的人家则希望找第三方开的钱庄,大家争执不下。其实,大户人家的海归儿子(香港)开的钱庄比较容易得到大家认可。


       那“钱庄”为什么东西定价呢?首先是拿来做抵押品的枣树(资源)收益,然后是建设中所需要的材料(大宗商品)以及建设资金(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由于参与各方的利益和风险不同,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也存在差异,大家都会对于钱庄的选择十分在意。如何找到一家大家都能接受与认可的钱庄至关重要。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钱庄”。“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无论有没有香港的参与,都会推进。但有了香港,“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成功的概率也会更高。


       众所周知,在过去二十年里,香港一直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转换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香港为内地企业筹集来自世界的资金,并成功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今后的二十年里,香港除了继续发挥融资中心的作用,还可成为中国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领先的离岸风险管理中心和中国的全球资产定价中心。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中国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即将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香港完全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新支点,帮助中国撬动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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