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增长符合自然规律
2015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占比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60%,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占比超过了70%。虽然2016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但预计占比还会有所提升。
从分析来看,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顺应了大国崛起的发展潮流。研究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劳务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文化品牌输出。
早期是以劳务输出为主,比如奴隶贸易,发展后的下一步才是商品输出。早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向世界其他国家倾销商品。在商品输出积累了一定资本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外投资,即资本输出。中国的商品输出阶段,其实是由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推动的。等资本输出到了一定的阶段,便是文化品牌的输出。目前,中国刚好处于资本输出阶段。
资本输出并非一帆风顺
过去,中国的GDP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但随着中国贸易增速的下降,出口贡献率进入了负数时代。这反映出全球国际贸易的总量在下降,也就是说,全球不同国家的海外需求水平在下降。此时中国却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中国资本输出走的道路并不平坦。主要发达国家过去依赖自己的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极力推行全球化;但他们现在开始反全球化,因此导致全球贸易缩水。世界范围内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下降。联合国《全球投资趋势检测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FDI为1.52万亿,较2015年下降了13%。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进入了资本输出阶段。2014年中国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FDI,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存量累计超过一万亿美元。
全球贸易塑造了大英帝国的全球经济版图,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强势崛起,让日本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要想成为经济大国和强国,发展海外投资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如何实现这个必由之路?国家当然要领军,站在中国走出去的前列。然而仅仅靠国家投资是不行的,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增长也非常重要。
民营“走出去”是客观需求
此外,“走出去”也是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机会不足。
其次,2008年以后货币超发催生的资产泡沫,加剧了国内投资风险。货币超发和资产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有通过资产转移加以固化的需求。
第三,金融资源配置集中在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统计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七成债务融资投向国有企业。在债券发行方面,这一失衡更为显著,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之比大致为3:1。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不仅挤压了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也加剧了金融系统运行风险。
此外,近年来一些地方理直气壮剥夺民营企业财产,部分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遇到了挑战。出于环境、成本和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们选择了“走出去”进行投资,甚至移民。
去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黑天鹅”事件不断涌现,逆全球化趋势有所抬头。特朗普作为商人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观,可能使他具有一些“新冷战”思维。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之间很有可能进行较为激烈的贸易战、金融战。民营企业“走出去”是应对未来贸易战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新冷战”隐患下对政府主导的资本输出模式所作的必要调整。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我国正迎来一个资本输出的窗口期,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需要民营企业 “走出去”。
第一,民营企业“走出去”,可以抓住当前全球资产估值偏低的契机,加大全球产业链布局力度,可以寻找到新的投资机遇。
第二,民营企业“走出去”可以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投资灵活、多元、高效的优势,让对外投资可持续,并在海外深深地扎根。
第三,鼓励成熟的民营企业和老一辈的民营企业家“走出去”,还可以为年轻企业家提供本土成长的空间,从而在国内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家梯队,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以及企业家队伍的代际更替。
开放地看待民营企业“走出去”
有人担忧,民营企业“走出去”造成的短期资本外流会冲击国内经济。但这只是杞人忧天。纵观历史,华人华侨离开祖国之后,仍旧想方设法助力中国发展。辛亥革命时期,华人华侨大力支持和宣传革命;抗战时期,华人华侨大量捐资支持抗日,甚至参军和组织抗日救亡队伍。改革开放以后,华人华侨更是我国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今天“走出去”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也必将以各种形式反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外商投资,也要以开阔的胸怀看待民营企业“走出去”。我们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营造更加宽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