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和中医感觉离我们既近又远,近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几千年来一直靠中医中药来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我们的繁衍和发展。远就是我们现在懂中医、懂中药的人越来越少,用中医、用中药的人也越来越少。数据表明,我们每年临床用药的比例里面中药在逐年下降,这跟我们国家倡导的推动中医药发展其实是有悖的,这里面应该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十年以前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随着生物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医药经济的发展,中医药何去何从,该怎么发展,为什么现在用中医药的人越来越少离中医药越来越远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方子、用的量还是一千年、五百年前的量,这个物质是会变化的,植物的基因在复杂的条件也会变化,药效学物质基础成分的含量也会变化,甚至组方组成的成分也会变化,我们今天的人参和一千年前的人参是一样的吗?我们怎么样根据两千年前的方子来指导我们现在的用药呢?这就需要药效学物质基础和药效学物质基础研究了之后对它进行标定,我们对仪器和设备都有标定,对中药的标准也需要标定,这就是摆在现在中医药从业者面前一个重大的问题。
十年以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恰恰开始做工业,那时候我就想做企业除了要赚到钱解决自己的盈利问题,还要担负起这个行业、中医药往下传承的问题。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一个论点,未来的中医一定亡于中药,如果不把中药标定的问题和药效学物质基础应用的问题研究透彻,中药中医说得头头是道,中医用起来就是混乱的,大家会越来越不认可中医,所以药效学物质基础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方法,也建立了方法论和实验体系。从标定开始,再用生物学的方式来保证中药材的基因不突变,保证药效物质基础基本不变。另外我们还能利用人和无生命物质的区别来解决从中药材提取成制剂过程中的变量。人在常温常压下能够利用环境物质合成自己需要的物质,并且利用体外环境物质和自己需要物质的效率,远远高于机械和设备的效率,还不排放污染环境的有害物质,这两点恰恰是我们现代中药发展需求的点,因此我们把生物技术和中药结合在一起,在中药的提取上利用酶和常温常压下提取,保证物质能高精度地提取出来。既解决了能源又解决了污染,还解决了药效学物质基础的稳定,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研究了。
另一方面,生物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生命科学研究水平和生物技术发展高度这两个方面。生物技术跟其他的技术是一样的,都有四个发展阶段,萌发阶段、狂热阶段、协同阶段、成熟阶段。现在我们中医药的发展借了生物技术的东风,生物技术现在处于协同阶段,它促进生物技术发展的资本已经不仅仅是狂热的金融资本,生产资本也大量地涌入进来了。与此同时,生物技术已经具备良好的制度和社会选择,各国出台了很多相关制度来推进和规范生物技术发展,我们国家2020年10月17日出台了《生物安全法》,用以规范和指导我们的生物技术发展。
在社会应用方面,我们利用转基因的植物满足对药效学物质基础的需求。我们还可以用转基因的动物来生产药用蛋白,这是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中医药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结合越加紧密,只要假以时日,一定会通过生物技术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生物技术在协同阶段要继续探索、继续创新,找到生物技术的低垂之果,拓展它的应用范围和深度,还要解决生物技术应用的成本瓶颈问题。做生物技术研究的成本是巨大的,一说国谈了之后利润少了,研发和发展的动力也少了,对于结合生物技术做中药研究更是一样,我们的经费和消耗很大,如何能解决低成本再和我国的国谈结合到一起,一定能够促进生物经济的创新转型,推动生物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