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淮安市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刚才大家听到的都是关于企业的故事、创业的故事、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故事,我们现在好像换一个频道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我想先用这样一段话把我要讲的意思概括一下:当下中国经济的大背景正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短期,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多方面的下行压力。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这个压力概括为三个方面(三重压力)。但是长期,中国经济健康向好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我想讲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双循环新格局的深刻背景与现实逻辑。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而作出的一个战略抉择。我们都知道,所谓战略决策就是一个长远的抉择。
中国这40多年的经济发展经历过关于经济转型的各种提法,我们最早提出的是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我们在2014年又提出“新常态”,再到现在我们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它就在不断地把握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从经济学来看,供需关系的深刻变化,是当前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它是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双循环就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在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经济。
“双循环”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出口导向,出口导向又拉动了投资这种发展路径。现在我们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扩大内需,扩大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是我们现在提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点。
我们经济学讲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实现“双循环”的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在人民这个群体当中,中等收入的人要占很高的比重,如果到了2035年、2050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能够不断提高,从现在的30%左右达到40%、50%、60%,可以说我们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双循环的战略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实现。但是我们不能仅从收入、需求的角度,还要从供给的角度看,所以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此,以创新去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第二,短期或者非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短期或者是非常态,像我们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受到疫情的影响,各位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全球经济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制约性就是疫情。我们国家的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经过金融危机的4万亿,中国经济逐步下行,如果没有疫情,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大家都认为我们的经济下行基本到了底部,就是6.1%,认为在2020年会缓慢的回升。当然,根据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它能够保持6%-7%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在2020年初我们受到了疫情冲击,我们第一季度的数字是-6.8%,但是中国当时的疫情防控非常有效,所以我们只经历了一个季度的负增长,到第二季度就开始回升。
今年2021年第一季度是18.3%,这18.3%是因为2020年第一季度很低,-6.8%,所以在2021年第一季度达到这个时段的高点,第二季度7.9%,第三季度4.9%,应该说第四季度还会要低。但是我们前三季度基本上完成了今年6%的增长。我们今年非常希望它的理想的增长能够在8%。这样我们两年的平均可以达到五点几,我们还要看四季度的情况,当然现在疫情分散爆发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讲的是GDP口径的,主要是指消费和投资。大家有时候看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说它是消费;投资额算投资,然后是净出口,但是我们从GDP口径应该讲是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货物、服务的净出口(出口-进口),目前从2019年第四季度一直到今年第三季度的情况来看,它们的构成也是不太稳定的。
我们现在比较理想的,消费慢慢能够达到70%。比如2021年的70.8%,它不能真实的反映消费的水平,因为投资下降的太快。全球的疫情使得中国的出口意外得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也比较大。正常情况下,中国进出口大致均衡,消费能够达到70%,投资能够达到20%-30%,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格局。
当然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收入的问题,大家会说今年的增长会比较高,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因为去年同比都比较低。总的来讲,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增长大致是相等。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在今天亚布力企业家论坛讲经济增长的质量,最终要反映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总体虽然和经济增长保持一个大致的同步,但是它还是不尽如人意的。我重点要讲的是第三季度的情况,今年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说不错,但是第三季度的情况,有些行业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服务业分行业同比增速与第二季度同比增速的差值可以看出,2021年第三季度受疫情冲击(假设不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最大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其次是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房地产业。
现在在中国的城市,哪怕是淮安这样的城市服务业的占比是很高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都达到70%以上,所以服务业受到的冲击大了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大家还非常关心的CPI和PPI的剪刀差,也就是说CPI走低,但是PPI走高。这都是颠覆我们原来传统的认知,当然这种颠覆也不是现在发生的,什么意思呢?原来CPI和PPI保持同步,现在是反向的。11月份稍微好一点,CPI到2.3%,因为有一些东西涨价的因素,猪肉等等,到了2.3%;PPI回落了0.6个百分点,112.9%。当然两边剪刀差缩小了一点几个百分点。
我们概括的三重压力,两个都讲到了PPI里面的涨价因素有很多是外部冲击,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们的影响。国内为什么CPI又比较低呢,最终讲还是需求的问题。所以需求上不去,CPI当然不会有一个上涨。我们原来预期今年是3%。
所以我们讲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二是需求端消费和投资端的双不足。第三是供给端PPI高企,出现了从PPI角度看到的输入型的通胀。当然我们不能说整个中国经济通胀,因为通胀最终是看CPI,我们现在CPI水平不能说中国经济通胀了。当然有人也担心,会不会出现通缩、滞胀,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出现通缩和滞胀,至少在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面都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我会讲到,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要面对各种结构性的矛盾,就像有些经济学家说,宏观数字还都比较好看,但是中国经济大家也看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微观上、结构上。我们微观上,其实也表现为两个反差很大,像刚才有些企业家介绍的那样,我们的新兴行业的增长也是很好,都达到两位数,有些行业是下滑的,我们刚才讲到的住宿、餐饮,所以有的人往往看下滑比较多,但是光看下滑不行,还有一块比较高的增长,不然怎么解释中国经济现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增长呢。人有的时候就比较多的去看那些出现问题的部分,看出现问题的部分,也要看到现在比较好的部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归为三个方面: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我也认为很有意思,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家很多重要会议用了很多概念,也用很多我们经济学的概念。当年反凯恩斯主义的人提出理性预期,就是说企业、老百姓对未来的看法,未来的信心对当下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预期转弱就不好,预期转弱大家的投资信心、消费的信心等等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概括的非常好,很简练。我们现在怎么能够使得需求有一定的扩张,供给冲击要看外部,预期能够使大家的信心再得到回升。这是我讲的当前的问题。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也很多,主要是多管齐下帮助企业纾困。总理再三讲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市场主体活力是最重要的,他们活的怎么样、他们能不能活下去,他们能活下去就带动了就业、收入、税收等等,全面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你们注意到12月6日《人民日报》专版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讲到企业家精神,市场的活力最终来自于企业、来自于企业家和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我们前段时间讲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企业家精神也属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月6日专版文章专门讲到这个问题,所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就是激发企业家的活力,所以今天亚布力这个论坛这么多年团结了中国一大批、围绕着一大批中国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活力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太重要了。当然,他们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我们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使得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好的产业生态等等。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有人把这个“稳字当头”还用到原来的稳增长,当然稳增长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看稳字当头不仅仅是稳增长,它是一个更大的口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承担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怎么理解这句话,我最近也看到有人写文章,这个提法还是蛮新的,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哪些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呢?我们这次会议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第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它也提到了微观政策。我们刚才讲的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主要讲的是微观政策。然后又讲到结构政策,我们现在有很多结构性的矛盾,又讲到了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大家也注意到,现在我们讲区域群、都市圈这些东西比较多,这都属于区域政策。还有社会政策,社会政策要兜底,是指对低收入人口、社会保障,一些社会救助的底线。
所以七个方面的政策,我觉得政策发力适当靠前,除了我们一直在讲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其他六方面的政策。我从原来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后面六方面政策都可以概括为发展政策,一个是短期运行当中问题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是管中长期发展的发展政策,就是这些微观政策,微观政策里面很重要的还有我们现在讲的创业创新,对“0-1”企业的政策,结构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等等。因为中国经济当前矛盾表现在总量和结构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常态、非常态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短期、长期的问题交织的在一起,这些问题我们要做更加好的分析,所以我和企业家朋友们聊这些问题,就希望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带着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和这三方面交织的问题。
第三,中长期或者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稳健向好。
大家还是要有信心,把转弱的信心使得它能够转强,为什么能够转强呢?我们就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稳健向好的认识上的。长期看好中国经济的理由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今天时间关系就讲到第一和第三点,第二点如果展开有很多话要说,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说了。
第一是中国经济特有的体制韧性。我概括了五个方面。第二是中国勤俭有为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勤劳,中国人还有一个俭,尤其是像我们这代人,因为你勤劳了以后赚的钱又存了起来,存起来的钱又投资,可能没有投工厂,但是投了人力资本、子女教育、后代的教育,这些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中国从儒家文化有为,就是来到这个世上就要做点事情,所以勤俭有为的文化传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一个比较终极性的原因,你怎么解释中国经济呢,比如说原来这个体制有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有问题,一旦放开迸发出来的活力你可以想,当然我们以后也要加强法治、道德的教育等等,这个也很重要。但是人最原始奋发有为的精神在中国是很深厚的。第三是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效应,这一点现在的研究也比较多,这也解释了这40年中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发展,就是这里面的规模带来的好处。其实美国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最后我也会提到,超大规模经济体并不是说不会遇到问题,他遇到问题以后可能会更复杂。
我简单把这三部分给大家讲一下,第一韧性我认为可能有五个方面:
1.特有的体制优势
2.我们讲的改革开放发展,源于坚持市场化改革
3.我们源于坚持高水平开放、主动开放
4.中国经济的韧性源于坚持内生化的发展
5.中国经济的韧性源于不断优化的宏观调控
最后跟简单讲一下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问题。现在强调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到原来的东南亚一些小国,我也到柬埔寨等一些国家去旅游,他的劳动力也便宜,为什么就形不成,克鲁曼研究国际贸易就加入了一个因素,规模效应的问题、市场规模的问题。中国不仅有产品的市场规模,还有一个要素的市场规模,所以市场规模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超大规模经济具有以下几个明显体征:
1.市场能够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
2.市场能够形成超大规模的生产和供给能力
3.要素禀赋总量优势明显。
4.地域广大,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带来巨大增长空间和动力。
我们这里就以淮安为例,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上海都市圈的问题,淮安原来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文件规划里面,它并不在中心区27个城市里面,中心区27个城市江苏9个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但是淮安最近进入了南京都市圈规划,南京都市圈规划是第一个国务院批复的都市圈规划。它进入了这个都市圈规划,自然就进入了长三角一体化规划,因为南京都市圈也是长三角目前规划的6个都市圈之一,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所以宁合城市群在这里形成了,然后就是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常州,这6个都市圈,所以城市群、都市圈,尤其是都市圈未来是中国经济集聚一体化非常重要的,它会带来增长空间。
我前两天在朋友圈转了一篇文章,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说:大概到2050年左右,甚至更早一点,中国都市圈的数量要超过中国省市自治区的数量。中国目前省市自治区是31个,都市圈数量会超过。美国这个国家叫metropolitan,我们原来英文也叫metropolitan,metropolitan原来在中国很多翻译成“都市区”,其实和都市圈是一个意思,美国这种都市区统计有50个左右,面积和中国的差不多大。你想未来越来越大的经济总量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集中在这样一些地方。
我给大家讲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很好记,第一个是中国经济总量到2020年占到美国的70%,大概占到世界的17%,一般不出什么意外应该是在2025年-2030年左右这样一个时间,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经济体有一个很大的需求优势,超大规模经济体也有很大的生产和供给的优势。一个是需求的优势、一个是供给的优势,还有一个是双边互动的优势。我这里列了几个方面。当然我刚才也已经提到,超大规模也会带来社会体系的复杂性、拥挤外部性、协调成本和超大规模社会治理风险等问题,需要在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面对和解决上述问题。
我今天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些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