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届年会闭幕式

我的创业之路，是一条艰苦卓绝、筚路蓝缕的科技创新之路。

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硕士研究的方向是红外热成像，毕业后分配在电力系统也做了很多红外方面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很多下海创业先驱创业精神的感染下，1999年，我用工作12年的30万元积蓄注册了高德红外公司，可以算是白手起家。 

我知道作为科技工作者创业，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其他支持，就只能靠技术本身。从创业之初，我就想得很清楚：我们理工男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搞好专业，当一个工匠或者科学家，如果当不了科学家，就当工程师，把企业做成高科技企业。一辈子很短，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错了。公司创立到现在，虽然创业过程艰难曲折，但我们还是一直沿着一个大的方向和行业在做事情。

我所研究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可以理解成一种摄像机，但是这种“摄像机”拍的不是肉眼可见的图像，而是红外图像。所有的物质都会有分子运动，分子运动就会辐射红外线，这种光线客观存在，只是肉眼看不见。它非常微弱，也会受到温度、温差、表面材料的辐射特性等因素影响。温度越高，辐射越强。因此测温是红外热成像技术的一大应用场景。

红外热成像技术最大特点是能在完全无光的情况下，看到几十公里外的目标。如果背景比较干净，它甚至能看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这种技术不需要像雷达一样发射任何电磁波，它可以穿透烟雾和沙尘，看到隐蔽目标。如果车上安装了伪装网，它也能发现。

这种技术的核心集中在“红外探测器”芯片上，这颗芯片能把红外线转换成电信号。十几年前，西方有些国家偶尔会卖给我们一些低端芯片，我们最开始也是在欧洲买少量低端芯片做测温仪等。但西方对于高端芯片技术，从未对中国开放过。即便是中美关系还处在“蜜月期”时，美国也没卖过一颗这种芯片给中国。西方国家对红外探测器芯片的封锁，比对华为、中兴等手机芯片的封锁，要严密的多得多。

非典时期要控制高温人群流动，这是防疫重点，当时我们一接到任务，就立马改造仓库里各种电力测温系统，用于机场、码头人体测温，效果非常好。当时全国基本99%的产品都来自我们一家，此前我们的测温系统主要用于其他工业领域，并没有专门用于非典的人体测温系统，从非典爆发到结束也就短短一个月，我们科研团队连夜加班加点，熬了三四天，设计出适用的测温系统，这些设备很快就布满了关键的机场和码头，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拿到的进口许可证只有1000支的额度，而用于各大机场、码头等场所的不到900支，这是当时用于防疫的总设备量，虽然数量不大，但它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抗击非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受到了政府表扬。可见，这颗芯片对于整个行业和中国来说，是有多么重要。

2008年，西方国家把我们拉入了黑名单，对我们实施了制裁，高端芯片就再也拿不到了。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么公司关门不干了、我们改行去，要么必须把芯片干出来，没有其他路可走。

2010年公司上市后，我几乎把所有的钱砸在了这颗芯片上，认识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不反对。他们说：“好不容易有点钱了、公司上市了，把这点钱全部砸到芯片里（不值当）。”虽然我是技术出身，但那时我也认为干成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小。

当时真可谓是“一无所有”，没有人才，没有技术、设备还处于封锁状态，很多特殊的高纯材料也都没有，更别提里面的硅晶体材料了。再加上红外热成像芯片涉及的技术链条很长、子专业也很多，但凡有一个专业搞不通，整个芯片就做不出来，前面那些工作也就白干了。当时大家都认为，芯片研发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10%。

我当时也在想，要么死掉，要么冲出重围。要是干不成这个芯片，钱全砸了，估计公司也会完蛋。在这种压力下，我们是被逼着干起来的。这条科技创新之路很艰苦，但凡当时还有其他退路，我可能也不会选择它。

通过十年的努力，现在芯片不仅造出来了，在大面阵双色红外探测器等一些前沿领域，也已经达到了西方最先进的水平，有几个关键指标还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还建成了三条批量生产线，年产芯片超百万片。

最后，我想谈几点体会：

第一，作为民营科技工作者，要保持专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

第二，面对西方的封锁，我们要有信心。研究红外芯片这么困难的事我们都能做成，那我相信，其他很多事，只要努力，也能做成。

第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积累的行业基础和大批人才，让我们有实力和能力去突破“卡脖子”难题。

第四，我们还要有情怀。亚布力论坛企业家之所以聚到一起，也是因为大家都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科学无国界，但科技工作者有国籍，我们也要竭尽所能，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