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届年会闭幕式

    一个艺术家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其实应对是一个大的词了，我们只能是招架，真正推动社会往前发展的是在座的大佬，但是究竟把世界带到哪里，怀疑你们的人是我，也就是艺术家。我大概毕业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是80年，读的中央美院附中，那都是皇家艺术院校，都相当厉害。附中毕业是88年，这个时候要回忆一下整个社会状况是非常开放的，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的思想都在前所未有的一种解放，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各种思潮涌进中国，中国当年艺术上的反应是比较大叙事的。

    那么我的初跳，也就是说我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如何被人注意到呢？1989年，我开始画自己。我希望用自己撬开这么大现实的冰块，也就是说我们的叙事能不能平视，非常谦虚，非常具体的讲一个故事。这个时候我画我自己，画我的爱人，画我的父母 ，画我的朋友，有的朋友喝酒，有的朋友在野外洗澡，这个丁总（丁立国）收藏。就是很多日常平时根本不入画的事情进入到我的绘画，非常无聊。

    有一个哲人说过，“无聊的深处是灵魂 的灿烂”，所以说这一点，1990年我的展览就围绕非常个人的无聊到极致的一种生活状态的展现，一下超出了我的想象，获得了美术界的各种大佬和批评家和画家们的推崇，于是我在1990年成功了。

    那么1993年，我们那个时候也都是胸怀世界，有机会到美国待了1年。我怀着我成功的一种现状到美国，受到小小的打击，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艺术形式我们学美国，你会发现美国的房子很大，展场很空，非常极简。中国那时候我们年轻人还没有住房，结婚了也住在集体的宿舍，吃着路边摊，坐着小板凳，看到眼前的柴米油盐，非常琐碎的生活和非常琐碎的中国的脸，这样的脸，这样的生活能不能拿到真正的艺术界去跟他们比拼？这是我当时最忧虑的，于是画了一个自画像，躺在浴盆里。

    回国以后，我并没有怀疑这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实主义是落后的，这种方法因为它太教条了，但是现实永远是给人新鲜刺激的，于是我要把现实和现实主义剥开，我要针对现实表达我个人的角度，个人的态度，于是我在个人的生活之外开始注意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那个时候，96年国家也正在大兴建设，很多民工生活在，其实是看起来没有人管的自由状态，但是蕴含了很多危险，他们和煤气罐生活在一起，他们和各种危险的事物在一起，但是他们保持着原始生命的一种动力支柱。这当然也是延续了一种非常无聊的年轻人的“烧耗子”，都是不可言说的小事，但是确实是我们心中最柔弱的那部分展现给大家。

    2000年，我的眼界慢慢的打开，慢慢的走向社会。这种眼光的走向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小时候心怀世界，都是少年的心。长大了，都要看《参考消息》，有时候看《人民日报》，没事就看《新闻联播》，这个是年龄的自然成长。

    那么我的眼光随着扩展，我的事业，投入到我国当年最伟大的工程三峡。我去三峡看到的不是建设中的蒸蒸日上的建设场景，而看到的是整个县城被拆毁，整个老百姓非常底层的生活。我画的台杆子，像蚂蚱一样的工人，搬到更高的高山上去寻找新的生活，当然这得到了在座东升大哥的，最后非常高的价格收购。当年2006年，这张2200万人民币被拍卖了，当时都吓傻了，我是一个少年，是一个中年，我像一个赌徒一样，怎么停了，再往上。第二天各种媒体都打电话，说你值那么多钱吗？给我吓坏了，我说完了，是不是文革来了，明天要去监狱，我说真的不值，我说不值，但是我心里知道，它太值了。

    2005年，我又去了三峡，这个时候我变化了我的思路，我邀请了电影导演贾樟柯去，因为我们其实是改革开放，我们和第六代导演是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文艺工作者，我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我那么大场面画三峡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纪录片做记载，不是记载我，是记载整个社会的变迁，能够通过一张绘画看到绘画背后的整体的社会的样貌。这张也在东升大哥那。非常大的一件作品，10米，都是现场画的。我选的景就是人民币10元钱背后的风景，因为我知道资本的厉害，资本就在人民币的画里，我就在资本里头画画。但是对于面对资本，狂轰滥炸，我如何应对，2006年，那时候2200万卖一张画，很多人告诉我，这个记录10年没人打破了，我也沾沾自喜。

    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有一个内在的声音一直在敲响着我，也就是跟你们完全不同，什么赚钱就是不应该干什么，越赚钱越不要干，这就是艺术家一种本能的清醒或者是一种借鉴。在那张画卖到最高点的时候，我在旁边一个房间墙上画了一幅画，展完以后我就把它摧毁了，我不知道处于什么目的，但是我感觉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家非常原始的一个内心的召唤，就是资本是我的，是帮助我的人，但是你跟着资本走的话，你可能就死定了，艺术永远要有一种自由的态度，永远有一种不着调的精神，或者说有一种惊喜。在那之后，我到沙漠画画，到青海，画藏族，当然中国有很多画家都画藏族，汉人喜欢画少数民族地区，我画的藏族是完全城市化的，城市化以后的藏族面对如何的生存状况，他们牵着两匹马，在画布前面的荒原里行走。

    慢慢的我也老了，快50岁了，开始有一点内疚，这不仅仅是内疚，画我的老家。画老家，我觉得不仅仅是内疚，而是真的非常非常想看一看东北这块大工业企业被淘汰以后，这里的百姓是如何生活，他们如何慢慢被人以往，他们如何慢慢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齐齐哈尔，海南岛去深圳，他们在破旧的公园里打牌，我就面对着他们绘画，我的绘画都是直接面对着他们画，这都是我从小长大的朋友。

    当然，在这个刚才中，我去了很多地方，比如去中国的甘肃，画一个现在2000年以上的有历史的城镇里的穆斯林，基督徒，有佛教徒等等，这一个小镇里三大宗教如何相融相处，他们如何在一个很小的区域里互相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当然这个画在丁总那，这个是基督徒的。我就是满世界跑，古巴、日本、美国、意大利、以色列、格陵兰等等等等很多地方。我想这种行走不想当成一个旅游画家，而是说世界太不确定了，这个不确定世界如何离你真正有质感的，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相处或者是提出你的质疑。

    在我各方面绘画都很成功的前提下，我做了一个新的实验就是刚才讲的，红外线，用红外线摄象头拍街景，然后用机器绘画，画3个月，那个摄像头一直对着上海的外滩。刚才红的是北京，这个是我的家乡。哪动得快就画哪。这是一个新的实验，跟科学家在一起工作。疫情的时候，我困在美国，画不在大小，而在于直接的抒写，我画纽约街头灿烂的鲜花，街上没人，即使是没人，也要保持安全一米的距离。黑人开始起义，但是黑人开着跑车冲撞着拥护他们的游行的队伍。

    所以说所有的事情，我们不能够顺着一般的媒体方向进行，我们要真正的去他们的生活看，去真正的观望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刚刚完成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画的一个美国警察家庭，墨西哥一个普通人的家庭。

    总之，你们永远是我的支持者，是艺术家的支持者，但是艺术家永远要跟你们博弈，我们在思想上博弈，共同促进世界的发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