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论坛】治理体系建设与企业担当

我讲这段经历就是对公共卫生体系的，从一个侧面来进行参考。武汉缺乏防护物资，这时候的武汉向任何地方要都要不到了，但我们企业家这个群体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阎志作为一个代表，我们也积极参加，武汉大学几个校友最重要的是采购了五架整货机，从韩国采购回来的物资到了武汉。当时是大年三十付了钱，付了300多万美元给韩国大概花了400万美元，后来到了1亿人民币以上。韩国政府在早期对疫情防控没那么严重，他们还很高调帮着中国，我们五架货机的运费是韩国政府出的，列入了韩国支援中国的计划。韩国疫情发生后，我们又做了一个计划，向韩国捐赠物资，回馈韩国对当时武汉的支持。

那时候是比较细致的，在湖北省、武汉市都工作过，在街道有朋友了解这样一些情况，通过我自己的渠道向国家、有关部门来这样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之间参与了很多工作，给中央、湖北省、武汉市。应检尽检、愿检尽检，也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在4月7日我提了一个武汉开城的思考，要做检测，只有检测才能打消全国人民对武汉的警惕性，或者是防范心理，或者是武汉人民自己之间的防范性。

我感觉到我的工作转型，从宏观经济，当然现在有很多场合仍然在研究宏观经济，转到做健康经济的研究，我觉得非常有价值，这是我未来终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