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届哈佛中国论坛

4月13日，在第22届哈佛中国论坛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分享了中国结构化调整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长远影响，他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内部外部不平衡的挑战，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平衡。

白重恩通过对比2007年和2018年的中国贸易顺差和投资占GDP的比重，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外部不平衡与内部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解释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消费能力较弱、城镇化进程加速和人口红利消退的预期等因素导致的高储蓄率。

以下未经本人审核：

我很荣幸在两位银行家之后做这个演讲，他们都是涉及到多边关系的银行，在这两位之后演讲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跟大家分享“中国结构化对世界的影响”，这与在座各位都是相关的。如今，我们现在面临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多不平衡的因素。这种内部不平衡在2007年达到峰值。那年中国GDP高达8.6%，同年储蓄率49.8%，几乎是GDP的一半。高储蓄率和贸易逆差，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首先是贸易盈余。受高储蓄因素影响，很多的资金没有投入到建设。其次是投资回报率。2007年，中国投资率是47%，是G20国家的两倍。但是我们也要关注投资回报率。考虑环境因素，我们的回报率并不乐观。

为什么中国有高储蓄率呢？答案在于我们对未来的担忧。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我们整个国家总收入比例非常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城市化进程。农民所有的收入都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但是城市工人由于税率更高，只有一部分的收入可以成为家庭可支配收入。尤其是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结构化转变，劳动力收入比例下降较快。中国之前一直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动驱动力，因此希望加大服务业比例。政府的储蓄率较高，但是中国政府主导投资，并不消费，这些都导致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快速下降。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此前三四十年，人口红利持续存在。但是2010年达到峰值后，人口红利逐步消退，人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存储，这也是高储蓄率不断攀升的原因。而且国际环境上存在很多对于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受到了很多的指责，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这中间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2007年贸易不平衡达到峰值。2018年贸易顺差只有1.7%，只有GDP的1.7%。从2007年开始超过8%，后来又下降到2018年的1.7%，而今年可能会首次经历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而且这种贸易逆差的局势，可能还会在未来多年持续下去。这种贸易顺差是影响外部平衡的重要原因。

最重要的一点，金融危机之后，财政刺激政策导致贸易顺差下跌，投资率进一步攀升，从41.2%一度攀升到48%，那么贸易顺差从6.8%降低到1.7%。

大家可能会问，贸易顺差从6.8%降低到1.7%，差不多6个百分比的下降，这意味着什么？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内部增长没有和GDP保持平衡，为了降低内部贸易盈余，必须采取行为。尤其是当投资率高达50%的时候，将很难找到有利可图的项目投资，这个就是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创造平衡，解决内部和外部不平衡问题。内部不平衡问题在于，第一个家庭消费，相对于收入来说比例太低。第二，我们投资率在过去的12年都是由政府主导，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由市场主导的高效率的投资项目，但是这个很难做到。

去年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以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基础设施建设增长达3.8%。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进行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调整，希望能够把它带回到新的峰值局面，但是操作起来也非常困难。

首先，要削减私营行业投资的成本，同时又要保持需求，这种需求不能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应更多依赖于国内市场，依赖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今年我们又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最重要的亮点，党的十九大提出大幅度减税，尤其是附加税税率，也降低了社保缴税率，下降16%。这就可以大幅地削减企业支出，帮助提高家庭购买力，有效促进内部平衡。

另外，在今年党的十九大上，通过了许多针对外资的法律条规，不仅仅针对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也做了更多规定。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人口结构改变，高储蓄率等迫切问题。未来我们期待中国会有更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平衡，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平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