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技术改写生命”,虽然这个题目可能会引出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是我想大家想表达的意义,作为我们不断发展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发现和技术,那怎么样能够用来对我们人类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可能将来还有很多可以更多想象力的对我们人生的这种丰富和美好,怎么能够给我们添加更多的这样一个价值,这个价值当然在座的我想有很多企业家,包括这种钱上面的价值,当然如果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一定是由健康、向上、美好的个体,像我们在座的这样人组成的。所以我就说,就着这样一个题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一线的还在做科研的这样一个人,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目前,我们生物科技发展的前沿,可能还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前沿,也许我们都感觉到了。我想可能大家有一些价值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如何能够进入到,就是我们能够创造社会价值,能够让我们生活更美好的这样一个过程来。
其实这个题目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也比较擅长讲这个,因为我们做科研的人其实都有点精神分裂,怎么说呢?其实一方面我们做科研的人,就是真正的追求的是什么?当然,除了什么发文章,就是大家看得见的,发文章,提职称,得奖啊,包括田源刚才提的得诺贝尔奖,我十几年前还有幸在香港得了邵逸夫奖,这些得奖的事儿很风光很隆重,其实我以前也说过一句话“得奖对科学家来讲,不是给自个儿的,得奖是给太太跟孩子的”,尤其是太太。我们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尤其是做生物科研的人都知道,在实验室是没点儿的我太太跟我结婚以后,前几年抱怨最多的就是说你说10分钟为什么变成了2小时,因为每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吃饭,我说10分钟,结果2小时以后还没回来。但是我们当时不是说想骗人,我们觉得十分钟真的感觉就是十分钟,那两个小时过去也感觉就是十分钟,但是一下子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做科研的人,是对我们的奖励,最大的奖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台上第一次看到了科学的实验的结果,尤其是这个结果是让人最兴奋的结果,一种结果就是说你从来没想到会是这样,但是你仔细想想,太有道理了。
第二种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生命科学中在我看来,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有可能跟相对论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意识的载体是什么?我们自我意识的载体,这肯定是有一个载体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活动,很多的生命活动我们都知道载体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讲演,那么我知道我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知道我耳神经是怎么接受声波的振动,最后转变成脑信号的,我也知道我做这个手势,我的肌肉骨骼是什么样的,它是有一个载体的。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是我,而不是田源。我们个人也会变化,我06年去香港的时候,是很不帅的一个年轻的中年人,现在变成了更不帅的老年人了,但是我还是我呀?自我意识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经历,我之所以知道是我,因为中间的过程的记忆我知道,那么记忆又是什么载体呢?我们又不知道,当然这两点可能有相关的,相联系的东西。
我们很多生命载体都知道,但是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呢?那肯定是有的嘛,否则怎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的生命科学的,我们根本要想知道什么,尤其是我们做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我们根本想知道我们的生命活动,到底从分子层面是什么过程。讲一个很通俗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想知道这辆汽车是怎么跑的,我们想知道在每一个螺丝钉,每一个螺丝帽,每一个电线它是如何连,然后让这个汽车跑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生物学所终极的目的。那么意识的载体是什么?我们现在连边儿都还摸不着,但是我们认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在跑,所以说肯定是有螺丝钉,螺丝帽,各种电线和轮胎各种器动器和传感器,肯定是有一些东西的。这个话说得稍微远了一点。
就是说对我们科学家的奖励,是我们在科学实验台上看到科学发现的那么一瞬间,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件我们自己发明发现的事情,其实希腊人几千年前就说过这句话,怎么说呢?就说如果我们凡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想一个很大的奖励,我们请他来吃一顿盛宴,希腊人说的,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亚布力,现在就是来亚布力开一次会,可以去吃一个盛宴。大家都知道,希腊人是认为,除了人以外,还有很多希腊的神。那么神如果做了好事,那么宙斯会怎么奖励他?希腊人说,宙斯就会把他们带到奥林匹克山上,打开帷幕,让他看一眼宇宙的奥秘,这是对神的奖励。所以说我们作为科学家来讲,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是怎么work的,当然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skill,那么这个奥秘是只有我和上帝两个人共同知道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是对我们科学家最大最大的奖励,如果说你感受到这个时刻,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任何其他的奖励,都完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当科学家的人,一旦尝到了这一点,他就像一个非常强烈的兴奋剂一样,你就永远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说这就是科学家另外的一个问题。
虽然我自己也认为,现在有一点跨界,我虽然也喜欢说我是科学家,我不是企业家,我在企业家面前是科学家,科学家面前是企业家,但是其实我现在说得多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自己感觉到有点像绿茶婊,科学家面前装大款,大款面前装清纯。但是我其实来得多了,我还是体会到一点我们之间有非常多的共通的东西,尤其是今天,比如说我听胡葆森老兄讲他们做房地产,其实你想做房地产,如果我们做企业有鄙视的话,我们做高科技还可能有点鄙视房地产,但是我们最终的还是不同方式为人服务,我们做生物科技就是更是这样,而且是更直接,更加迫切的为人服务。
刚才说到这一点,尤其是来到亚布力,这个感受就更加深刻,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的做事原则来做事。但是我们科学家对跟企业家确实诉求,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明一点,其实我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企业家是通过投资和销售有了回报,你这个回报是有积累的,比如说陈东升和张磊,他们做了十几年,几十年,他们有财富的积累,大家一看就很尊重。但是你想真正的这种原始创新,真正科学的这种奥秘,不是那么每天都有的,你可能尝了一次,再追求一辈子也没有,也可能追求不到,但是你还永远的在追求,而且你如果有幸,像我,我认为这种这个时刻我可能有过两次。这点有点像登山,就是我们登到山顶,看到了最美好的景象,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下一步是往下走,no way to go but down,我从来没有在大众下袒露我作为科学家对科学家真实的认识,如果说他真正认为自己真正是科学家的话,感受肯定是完全一样的。科学家我指的是真正的在科学上面有过原始发现,那么跟这个科学工作者不一样,科学工作者我感觉也做科学的事,但是他不知道科学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这句话说回来了,那我们的追求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追求有没有价值?显然是有价值的,尤其是我们在评奖的时候,我们在写基金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做的东西,像以前,我们做的东西可以治癌症,我研究细胞凋亡,我研究细胞怎么死的,那么癌细胞最重要的,你想让它干吗,你想让它死,如果说癌细胞死了我们癌症就治了,这话确实也是有道理的,不光是化疗还是现在的PD1和肿瘤免疫治疗,其实归根结底你要把癌症细胞干掉的,如果说干不掉,最后的癌症是不可能治的,干掉癌症 就要诱导它的凋亡,如果说你了解了凋亡怎么发生的,你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诱导它的凋亡,所以说每次写文章就这么写。最后别人告诉我,我感觉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最后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研究癌症的人,每年比得癌症的人还多,因为总可以这么说,但是说明什么呢?说了这么多年,癌症也没有治好,那么主要的癌症的发病率,一直都没有降下来,直到肿瘤免疫治疗,就是我们陈列平说可以用PD1抗体blogPD1(音)然后可以让癌细胞攻击,他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但是你去查浩如烟海的资料里,说可以用blogPD1(音)治肿瘤的就是陈列平,他为什么没有得诺贝尔奖,原因很多,但是绝对不是说他不值得得诺贝尔奖。虽然我可以这么说,这么去写,但是我们做的科学实验和我们的科学发现,离真正的临床应用和我们的商业应用,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距离,而且这个距离并不是说我们双方要努力的去弥补的,因为我们的诉求毕竟不同。但是这句话说了,作为科学家我现在还认为,其实科学跟商业之间的靠近,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件事,而且是非常非常需要推动的一件事,之所以大家的诉求不同,那么你推动起来还是有它天然的障碍。
那么天然的障碍,一方面是科学家寻求的人生的一瞬间,那么我们企业家寻求的是能够把它具体的做出产品给大家,这两边不是天然的就能够融合的。但是,从做新药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像做科研,因为新药大家都知道,做药的一边是做仿制药的,仿制药是干吗的,那就是说别人吃剩下的你吃了,那咱不谈仿制药的东西。但是制药的行业很有意思,你可以创新药,可以吃十几年巨高的利润,高到什么程度呢?在美国给创新药,就是有病无药的这个病人的价格,有一次我问了一个老总,他就跟我说定市场,因为它有各种的保险系统,所以说病人的痛苦感就没有那么强。
在中国尤其是前几年,阿特pocket居然出现了《我不是药神》的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居然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共鸣,就是美国的定价标准反映到我们中国并不适合的社会形态上。那么做新药在目前的格局下,我感觉一时半会肯定也不会变,而且中国更多的会推动这个创新药去发展。那么去推动创新药,那就是说可以让真正做创新药的人有非常非常高的利润,否则谁还去做创新药,你如果等几年,做仿制药,超别人跟自己创造那可是完全是两码事了,这个抄别人跟抄别人作业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别人的作业发表了你抄可能还行,没有发表你就抄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做创新药,其实跟做科研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永远不停的创新,那你永远不停的创新,这个东西就比较难了。大家挣了点钱,然后谁还会再去有那种创新,创新是很难的,我就说像了登山一样,上去以后还要下来,下来以后还要再上去。
就是说我们如何创造一个这种生态,能够让真正做科学的人,因为他们是不会变的,你如果让他们变,他们就做不了真正的科学,因为做科学真正的动力一定是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然后寻求理解未知世界的这种快感。那么企业界一定是要把我们对事情的了解,把它通过一系列的研发的过程做成产品。所以研发的过程在各种企业的成长,包括百济,我现在给他们的定义是,他们像一个孩子一样,因为对孩子来讲,只要给他们吃饭,意思就是说只要给他们投资,他们就能长起来,他就是长肌肉,长骨骼。但是真正的到了将来,如果我们中国的生物科技能够不光是满足中国的需要,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的健康需要,所谓的健康需要,其实根本上来讲,医学就是减低痛苦,这还是一个很低级的需要。那么是不是还会有更高级的需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人的大脑的了解,其实在过去几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在我看到一点不比基因编辑逊色的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光译传学,化学译传学,可以特意的对队伍脑子里某一个核团进行操控。
我以前也没有跟别人讲过,其实我们实验室现在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很多人,大家都偶尔的听过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时候会得癌症?抑郁的时候会得癌症,不开心的时候会得癌症,这样的人容易得癌症,很多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抑郁发生了什么,让你容易长癌症。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是不是对癌症的预防,甚至是抑郁的预防都会有非常清晰和精准的办法。我现在就可以做,因为现在我知道脑子里哪一个核团是管抑郁的,我可以非常精准的调控它,我可以让它不断的活,不断的激活。就是这个动物一直在很抑郁的时候,我也可以让它完全活性去掉,那这个动物一直是傻高兴的。果然傻高兴的动物,同样的肿瘤种进去,它就是不长,很有意思。
这是第一次我们实验室用科学的办法证明“开心快乐不长肿瘤”,当然肿瘤发生有很多别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可能性。
(嘉宾:得有傻快乐的药才行。)
王晓东:傻快乐的药很多,但是不能吃,这是后话。所以我就说,现在我们真是处在一个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好的时期,那么很多人也问我,说现在我自己也傻乐,说百济做得还是不错的,还有点成就感,为什么我们能做成,为什么百济能做好?也不能说做成,就做到现在这种程度,我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懂,然后就开起了一个风口,雷军不是说吗?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结果我今天看了一个贴子,说今年是猪年,风没了。所以我说赶上了好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孩子生下来,碰上了一个风年,大家对孩子也有很多的期盼,也有很多的粮食,所以说孩子骨碌骨碌就长起来了,亚圣,歌礼我们都是这样长起来,但是长到一定的程度,要看他将来是不是能成,要教育,他的脑子能发育到什么样,那就更加精细和和要下工夫和时间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一定是需要我们更多的经费投入科研,不光是要长身体,另外还要通过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真正的长他们的脑子,长他们的智力。
所以,我对中国生物科技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看好,而且我用脚投票,我在40岁的时候就用脚投票,因为我说人类历史上有两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件事儿就是十几亿人的国家,计划生育,一家一个孩子。后果就是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就意味着到了2050年,我们在座的可能绝大多数都还在,那么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将会占到人口的40%,这个想想都是,你想想如果人口老龄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离这个地步还差得很远。
大家其实都知道,人的大健康,主要指的是老年人的健康,我们小朋友的健康其实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疫苗和抗生素,其实把绝大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市场的可能性和他的刚需我感觉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大健康,如果说我们现在有点,虽然风声比较小了,我们又到了猪年,但是这个猪年去过去的,猪年过去就是什么?反正总有龙虎年,这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且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商机,它确实是对我们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儿,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居然有差不多20年,中国最好的学生去学了生物,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其实开始说是陈章良,后来说是施一公,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但是都忘了告诉大家是下半个世纪,所以说20年,你想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大学生最多的国家,我们中学教育又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学教育,我们把我们全社会的精英,20年,他从来没有过,再也不会有了,推到了学生物上。我说这些人的才华,一定要用上,而且这些人的才华要用上了,对我们将来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将来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将来面临的光辉的前景,大家想想如果意识的物质基础被人找到了,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一种社会的情景,那我们很多就解放了。我们的身体痛苦也就解放了嘛。
我最后两句话。 第一,大家在大健康这个领域,永远不会过时,而且你们进来得太对了。第二,我们我们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和我们领导大家在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