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技术背景的,80年代出国的,其实代表了当时一个趋势,因为在30年,40年前,说实话我们可能都差不多的故事,我去美国的时候,还是找朋友借的50美元现金,加上一张票就去了美国,当时我们生物技术人唯一能够在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资助的情况下,靠技术,靠本事出国,这就是当时的背景。这个背景下也带来了很好的机会,我们讲今天这么多的技术改写生命,其实就是从80年代起步的,我们也就在过去这30年,40年,跟着美国整个的生物技术大浪淘沙里面也是弄潮儿,中国现在回来的人,不管是晓东也好,还是吴劲梓也好,还是我自己,还有现在很多在美国的,不管是大的企业,大的教授研究所做得好的,你看生命科学里面的文章和专利,大部分第一作者都是中国人,我感觉这一点确实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田总是最有眼光,最有魄力的,投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最好的历史机会,我想全球不管是人类历史,还是各个国家的历史是没有的。
我在刚开始去美国的时候,86年去美国,当时的台湾人和日本人就跟我说,在80年代是他们在这一辈子能够见到的最好的历史机会,因为当时在日本和台湾确实是。30年,40年以后这个机会就是中国的,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做生命科学的,刚才讲有一点就是老龄化,老龄化不光是中国,中国比较有特色的是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其实全球都在老龄化,不是40%,也有30%65岁以上的人口,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对生命,对健康的需求。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讲老龄化,讲健康产业,讲生命技术是朝阳行业,讲了很多年,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就投资来讲,为什么说美国过去这30年生物技术一直是投资的热点,其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讲的“用技术改写生命”,我们可能从做药来讲,都知道两个数字,一个是所谓10年时间,10亿美元。
还有一条,如果有人跟你说,他这个药一定能成,你呢?感觉他是骗子,可能没错,因为什么呢?因为做药的是九死一生,十个药进到临床,按照统计概率,就是10%能成功。但是有一条也不怕,为什么呢?从投资来讲,我们做企业比较容易,企业像晓东也好,吴劲梓也好,我们一做就做一辈子,没法换,做投资不断有新的技术,新的热点,十年前我们从来没有人想过,今天的热点是什么KRD(音),是基因编辑,或者说十年前死,大家认为没希望的可以基因治疗,今天在美国投资的热点就是这些,为什么?就是因为技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给投资人带来投资的机会,投资的热点。
而且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目前中国投资人还不太适应的,美国投资人就喜欢投这种高风险的,中国的投资人在目前来讲,就非常害怕投这种高风险的,虽然都喊所谓的创新,都喊所谓的技术,但是大家都忘了一条,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意味着失败。
很多人没有告诉你,或者说他没有告诉你成功那一点,告诉你兴奋那一点,但是99%的时间我们在实验室做的实验是不成功的,但是这一点正是我们投资人需要做的,如果说你只是投一个成功的,投一个我们叫做临床验证的靶点,或者是一个成药的技术,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小黄车是最典型的,你今天有一个小绿车,后面有一个小红车,最后他们说了两点,第一那个颜色都用完了。第二,这些车都去哪儿了?去垃圾堆的地方了,没有办法了,大部分投这种的投资人,最后都是血本无归,包括做企业的创始人,最后被人追债,要还钱,不知道怎么还。
所以我感觉生命科学投资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投创新,不要怕失败。因为只有能够承担失败人,才能做企业家,只有能够有胆量投失败的这个企业的投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不到的回报,10倍,20倍甚至是100倍的回报,如果说你投一个比较稳妥的企业,比较稳妥的技术,比如说跟放银行差不多,那就不是在座要做的投资了,那就是理财了,理财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是我一个总的感受。
有一条,我看到梁先生在里边,他是我们原来香港的财业,现在做南丰基金,专门做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的投资,其实香港我们刚才讲了,田总讲了,我们在香港跟着我们百济招股上市,多的不讲,讲一点共识的地方。我们原来想在美国上市,现在转到香港,香港目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香港就用2018年的上市来讲,总共上了5家生命科学企业,按照很多的统计,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认为这个是不成功的,有很多破发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吴劲梓在内,5家企业融了20多亿美元,美国上了50多家企业,总共就融了50多亿美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的对生命技术,生物医药的资本市场开放,未来会起很大的作用,虽然一开始不一定是那么好,但是我相信给个五年,甚至是十年的时间,香港在生命技术的资本市场一定会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美国到今天的位置,也是用了30年的时间,我们去开会议,今年已经是第30几届了,所以我想香港10年之后的资本市场,生命技术的市场一定是在全球有分量的。
(嘉宾:科创板还行?)
杨大俊:我感觉科创板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因为中国比较复杂,政策的制定和最后的反馈,香港有一点,我们当时为什么从我们自己和田总董事会来讲,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们看中香港,还是因为它的市场导向,科创板如果说哪一天不要这些条条框框,既然有那么大的风险,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就是,包括过去这30年,4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我们把最大风险的事情交给市场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政府认为风险越大的事情,越要政府管,这就是越糟糕的后果,因为风险大的事情,就越要让市场来管,真正像教育、健康这种事情,政府应该多出钱,多管。但是反而现在是政府没有人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我前一段也接受一些采访,我们在座有很多跟刚才讲的抗肿瘤药有关的,2017年整个中国所有的抗肿瘤药的费用,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新兴的靶向也好,还是免疫治疗,免疫治疗2017年还没有开始,你们猜猜多少钱?只花了1400亿人民币,就算1500亿人民币,这个钱很少。我跟他们讲过,咱们要造一个港珠澳大桥就差不多是1500亿的费用,最早的预算不到500亿,最后是1000亿,最后是差不多1500亿,也就是说造一个港珠澳大学的费用就可以管全中国人民一年的抗肿瘤药的费用,中国缺钱吗?一点不缺,一个交通部“十三五”的五年计划,要建新的公路铁路和机场,你们猜猜是多少钱?是1500亿的100倍,15万亿。15万亿拿1%出来,就可以解决全中国人民抗肿瘤药市场的需求,所以我说实际上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政策。
其实这个政策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也不需要政府真的掏1500亿,美国创新创新药的支出也就是4000多亿美元,大将是2万亿人民币,中国其实也不用花2万亿,有不用花一千亿,给一个政策给陈总,给泰康保险,因为美国的四千亿70%是靠商业保险来支付的,咱们给一个政策学美国,医疗保险是税前的,是免税的,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2000亿,别说20000亿,肯定能够很快的解决,所以说我从我们做企业来说,吴劲梓刚才讲了,我们跟科学家不一样,科学家我们管好技术就行了,现在做企业呢?要卖产品,要给投资人回报,还要做好服务。但是所有这些,其实最终还是离不开一个政策。
就是讲的第三点,刚才讲了技术,投资,到最后还是政策,我相信这三点应该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健康产业在座的各位一定是在一个,既有社会意义,又有经济价值的行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