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新:我的前半生

2019/02/28

  以下为演讲摘编:

  张树新:我今天能站在这儿回望我的前半生,一定应该感谢40年前的1978年。如果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坐在这儿,我也不可能站在这儿,回望我过去的短短的55年人生。

  我要开始介绍一本书,是我母亲写的,叫《沉重人生》。这本书大概是1992年父亲癌症晚期去世以后,母亲用9年时间编写的。他们1962年结婚,1963年7月10号生了我。这本书中间最重要的一页是我父亲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上的封皮叫“为了祖国”。这个笔记本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我跟我母亲回到辽宁的房子里翻出来的,用很小的小楷,写了密密麻麻的很多字。

  1970年,我们全家被赶到乡下。1978年,我父亲被平反。据说当时烧掉了一人高的黑材料,于是他成了好人,我也不再是狗崽子。80年代,我父亲被评为国务院第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每月享受100块的国务院特别津贴。因为我父亲当时是抚顺钢厂研究所的总工程师,他负责炼内炉钢,是我们国家在葫芦岛最早的特种钢的材料。

  1978年我15岁,念中学,我读到了第一本和未来有关的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是作家叶永烈在1961年写的,直到1978年才正式发表。这本书讲了原子轮、气垫船、可视手表、太阳能灯、可人工控制的气象反季节蔬菜,还有隐形眼镜等,这是一个后来去了北大读化学的年轻人在1961年写的,在1978年才能够发表的自己的想象,这本书是对我想象力的重大开发,而这个开发导致了我对科学以及科学可能带来的未来充满了好奇,于是我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学化学,那是1981年。

  在大学里,我的业余时间继续读科幻小说,那个时候的图书馆里,我读到了很多非同寻常的幻想,像24世纪后的宇宙,非常震撼,很难想象有人会用那么缜密的思维方式构想几百年后的太阳系、银河系,那么复杂庞大的体系故事,这是怎样的思维方式?

  1986年,我离开大学校园,因为我不想再读化学,我就来到北京,先做了三年记者,又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工作了三年。那可是空气中都洋溢着理想主义的80年代,我在那些年结婚,生女儿,从单位里分到了一间两家合住的10.8平米的幸福蜗居。

  1992年6月,我离开了三里河52号科学院机关大楼开始创业,所以我应该也算92派。离开以后,我倒卖过PC,开过寻呼台,直到1994年底去美国,发现了神奇的互联网,从此与互联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5年,全中国的上网人数仅有一万人左右,两年后的1997年,CNNIC开始公布中国的网民数量,是62万人,2018年CNNIC公布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8亿,98%是透过智能手机上网。

  当时,我创立的瀛海威时空在全国开通了8个城市的整版广告,所以瀛海威应该是中国互联网商业的早产儿,多年以前,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我从来不后悔那么早就遭遇到了互联网。

  1998年底,我离开了网络实业,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用合伙制模式创建了联和运通投资公司,我做了10年投资,直到2008年退居二线。这得益于联和运通从第一天开始就采取了合伙制度,这可以让我在11年前就离开商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我很幸运,我找到了非常优秀又合适的接班人,他们在投资行业真的比我专业、优秀得多,当然我也就乐得成为一个越来越小的股东。

  从2004年开始,我介入了很多和公益相关的事业,当然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阿拉善。我其实认识刘晓光很久,但深交是在亚布力,我们一起创建了阿拉善SEE,阿拉善是从亚布力长出来的。我非常骄傲能够很早就参与到阿拉善的事业,也很骄傲今天有更多的人正在继续这个事业。

  2007年,我跟一帮校友创立了中国科技大学新创教育基金会,我做了11年三届主席。去年,我们成立了百人会组织,为学校引进人才。

  2015年,我回到母校开了一门课——互联网发展史,实际上,我已经有20年没有做互联网了,2015年是一个巨大转折,我重新开始把互联网与人类相关的历史整理起来。我自己写课件,回到合肥,在那儿住了一个学期,大概20讲,2个学分,我是希望透过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从技术、财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与人类的关系。

  我上课的第一天,大概有500多人选这门课,我就问学生,1995年你们出生了吗?所有的孩子齐刷刷地说没有。我说“哦,原来你们出生那天就已经有网了。”你想象过曾经有些人生下来是没有电吗?如果今天没有网你们会怎么办?

  今天这门课已经是科大信息学院二年级以上的必修课了,而我,也已经正式退出,把这门课交给了学校。

  后十年,我跟我丈夫两个人大概用了十年时间,走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县,我喜欢看县志。后来我们到全世界租车,我们去了几乎能够去的所有地方。

  我丈夫的英文名叫瓦尔特,是因为小时候大家都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2014年一战百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到了萨拉热窝,我当时在微信上说“瓦尔特终于到了萨拉热窝”。

  2015年以前,智能手机不是很方便,我记了大量的日记。有一天,我在本子上记了一段话:2009年的清明在腾冲,“清明远赴滇西关,怒江应知沧桑事,高离共山月高悬” 。

  我是一个一直在看书的人,我从小拿起一本书就读,没有书我可能就读《生理卫生手册》,所以我母亲说我是永远的文本主义,生孩子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胎教和幼儿的书,最后可以成为育儿专家。

  经常人问说,你为什么要旅行?我有一本书一直放在我书桌的前面,一个法国人编辑、由台湾人翻成中文的一套书,他的第一本叫《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下一本就是《世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为什么旅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2017年,我在南太平洋岛上旅行,一直在读《库克船长日记》,库克船长1769年驾着无动力帆船动力号到南太平洋,承担了当时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一个任务,来测量金星凌日。在当时的无动力船上,他们用最普通的工具和最简单的方法来测洋流和当时新西兰和南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到今天为止,所有在南太平洋旅行的很多船还在沿用着这样的洋流导图,而那个海岸线的图到今天为止都非常准确。

  我一直在想,1769年的这些人是以什么样的动力去发现世界、什么样的精神在全世界旅行。我希望我的后半生能够去很多地方,我也很想坐下来,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地来细看这本书,想清楚为什么在1787年的那个夏天,在费城,那些人坐下来,没有战争、没有武力,通过辩论,通过妥协,写下了那个伟大的国家的最早的章程,什么是他们的精神之源。

  所以,我希望我用我的后半生再把这个世界重走一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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