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心灵】回望中前行

　　以下为演讲摘编：

　　郭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人，是机会把我推到了做这个事情，从来也没有想过怎么样去做。我从被动讲起，我被动才能走到这里，我确实就要有感恩之心。

　　感激什么呢？第一个，其实真的是要感激这个伟大的时代。今天我们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在想1976年发生了什么？1976年我13岁，那一年在长春，从地球上看是落了一块陨石，宇宙看就是两颗行星的碰撞，我们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是我们地球自己的一个运动，按照科学讲是运动的一个结果。那一年也出现了粉碎四人帮，那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

　　1976年是改革开放前夜，我肯定就是按照当时的路径是初中毕业下乡或者是高中毕业下乡。但是1977年发生了一件我认为对我们今天影响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

　　我为什么说感激这个时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在那种极弱极贫甚至极左的环境下，推动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开会之前，亚布力理事们在讨论主题的时候，为什么要讲信心，其实讲信心的时候就存在着可能信心还是有点不足，所以要强调信心的重要性。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我是觉得，如果和76年、77年来比，可能今天的这个困难就小了很多。所以，中国领导人确实有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去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应该非常感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当然另外一点也很幸运，从1946年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后，其实人类真的进入到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了80年代，一直到现在，其实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改革开放和这样一个技术产业革命的融合，使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伟大的时代。

　　第二，我特别感谢中关村，因为我真的是从中关村走出来的。

　　中关村有科学院，有北大，有清华，是一个高度人才和知识密集的地方，树新今天有这样一份思路，除了她的家庭教育以外，很重要的是在中关村，使得大家有非常多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使得大家产生了很多的创造力和想法，所以中关村孕育了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

　　有了中关村，就有了18条，由于有了18条，就推动了整个一系列的中国的改革。当然可能在今天来看，当年中关村能够落下来到今天的企业已经凤毛麟角了，现在是“92派”的天下，92派2000年起来的巨型的企业，但其实中关村能够下来的企业，联想算一个，其实其它的已经说不上来名字了。

　　那时两通两海，比联想的名气大得多，联想的前身就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名字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需要有科学院计算所做金字招牌，其实联想也是在中关村成长起来的一个企业。其实神州数码就是一个联想发展的延续，只是说它变成了一个支流，从另外一个支流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所以，没有中关村就不会有神州数码，也就不会有我今天能够站到这里来。

　　前两天一个同事回忆，说联想当时第一台电脑叫量子。当时的联想英文名字叫什么？Legend。这两个词读不好就变成“来真的”，中关村联想就是在大家的嘲笑中发展起来。量子不好听，后来我们就改成联想电脑，Legend读起来很麻烦，后来就改成了lenovo，一步一步来前进。

　　神州数码在分拆的时候，我那时拼命想保留一个“联想”的东西，当时有方正国际、方正电子、方正科技，我跟柳总反复强调，柳总说不行，不能叫联想，必须叫一个新的名字。

　　我就给自己的公司起了特别大的名字，这是受冯仑的影响，冯仑说公司小的时候要起大的名字，告诉人家是大的公司，公司大的时候要把自己说得小一点，要谦虚一点。第一个要有“中国”，第二要有“数字化”。我们本来应该叫数字中国公司，但是中国中国工商局不给注册，想来想去，中国还有其它的别名，有华夏、九州，还有一个名字叫神州，我们就叫神州数码。

　　我记得我当时在写这个公司的使命的时候，我说我们是一个探索者，是一个实践者，是一个推动者。

　　探索者是给自己留点余地，因为有可能失败，有可能走不完，那我就是一个探索者，就牺牲掉了。有可能是一个实践者，因为我们首先从自我的数字化开始做起。最终可能由于我们的努力成为一个推动者，全社会都会朝着数字化转型去做。走到今天我们做到了第三个目标，就是推动整个社会向数字化转型。

　　我也非常高兴，19年为自己定了一个梦想，而且沿着这个梦想一点一滴往前走，今天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08、09年我们提出来智慧城市的时候，我像一个布道者，四处给很多人讲什么叫智慧城市、大数据。但是到2016年、2017年之后，几乎所有的IT公司都说自己在做智慧城市了，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怎么样推动一个社会由一个群体向一个方向努力。

　　第三，我也很感谢亚布力。为什么很感谢亚布力？我加入亚布力纯粹最初是由于出于情感，因为我根本不懂这些东西。我很被动，因为东升说你参加亚布力的活动，我说大哥叫我去我就去。我在里边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受益。

　　第四，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父母。2018年3月份，我的父亲去世，其实他以86岁的高龄，我觉得是一个喜寿，因为他身体也不好。但实际上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在他去世之前，在我成长了50多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俩是有很多矛盾的。矛盾很重要的一点是两条：

　　第一，他从来都没有帮过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初中是一个当地几乎可以说是最差的一个初中，那时是按片分，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小孩送到重点中学去，我那时非常希望去。后来我父亲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把你送到那个中学去，不是不可能，但是我最怕的是中考的时候你再考出来还不够丢人的。”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刺激，我说我一定要自己考进去。但是那时候我确实在班里面成绩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认真，不是好好学习，但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努力，到初三毕业的时候，中考确实考到了可能我们全区的第一名，数学是全市的第一名，考进了重点高中。他不愿意帮我，使得我要自己努力。

　　第二，我父亲在我成长的时候不太瞧得起我，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在他眼里好像都无所谓。直到他去世的时候，看到组织上给他的一些评语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我父亲用他的行为在教育我，而他走的道路，我觉得他比我纯粹，因为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修长城，因为我是秦皇岛人，秦皇岛有一段长城，这个长城始终都是在翻修的过程中，因为不断地塌，不断地建，不断地做，包括恢复。现在大家如果去秦皇岛，有一个老龙头，整个老龙头第一关，长寿山的整个恢复的建设，都是他花了几乎半辈子的时间，在那里就是修长城，包括长城博物馆的筹建，都是他去做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他自己非常有机会，他接待的领导人很多，包括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都在他的小招待所，他都服侍过。他有机会接触很高的领导人，但是他的心里是很静的，他觉得他只做好一件事，做一个纯粹的事。在他看来我做的这些事情不够纯粹。

　　我为什么感激他？树新是不断面对一个挑战，其实我就是想做好一件事，真正把数字化中国这件事情能够做起来。当然在这里边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受到很多白眼，别人第一是不理解，第二是觉得你讲的靠谱不靠谱，甚至很多人说当一个项目成熟的时候，由于人家有比较特别的关系，这个项目拿走了。我都会以非常积极的心态，我觉得只要我努力，只要全社会在向着数字化转型这个方向走了，整个社会在进步，我觉得我这份工作也就算做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