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幕演讲

　　 王梓木早年在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工作，期间参与了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百户试点工作，在此之前，王梓木参加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制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16字方针，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与灵魂。

　　“当时我们司负责在国有企业当中挑选一百户企业做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构架去建立，宝钢、中石化、中石油、航空航天，一百户，都是经我的手当时一个一个的审批、建立、培养做的。”王梓木说。

　　后来，王梓木选择了下海经商。

　　当时为什么要下海呢？到底心灵深处是什么启动着呢？真的就是要做一个企业吗？王梓木觉得，他表面上是想做一个公司，而内心深处是在追求一种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建立，这是一种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建立，企业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王梓木下海时请示工作非常困难，总理当时给他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要下海。

　　“我当时理直气壮，实践现代企业制度，我说不光要研究制定政策，我要干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王梓木说。

　　第二，又问钱从哪里来？资本金从哪里来？

　　王梓木说国企啊，百户试点，这些企业都愿意入股。

　　然后，总理又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以为国有企业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你就不怕把国有资产搞丢吗？”

　　很多年以后，王梓木才发现一个事实。

　　当时他们筹了13亿资本金，而国有企业当年的利润才300亿，实在是拿了一大一部分国有资产。王梓木说有信心把企业办好。后来他问总理，“你对我有什么期望？”总理说，“只有一个希望，不要出事想起找我。”

　　然后，王梓木开始了商业心灵的起步。

　　华泰保险1996年成立，成为保险行业的一个质量效益型的代表。

　　20多年来，王梓木感觉到最成功的经验就是能不能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它可以保证一个企业的长治久安，使一个企业沿着健康的道路成长。

　　华泰保险成立的时候不久就成了混合所有制，后来我们又引入了外资股东，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有股权转让，民营企业又成为公司成长起来的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华泰保险国有股东不断减少，民营股东不断增加，外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扩大。

　　混合所有制到底解决什么问题？王梓木以他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治理，提高国有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混合所有制要求管理者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其中的单一股东负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企中的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的问题，可以去行政化，增加市场化，更适合公司的法人治理发挥作用，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王梓木认为，凡是来自上级、政府或者个别大股东的过多干预，都会是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的破坏，这是对现代企业制度原则的违背。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搞混合所有制，但至少在那些竞争性的企业适合搞混合所有制。

　　第二，有利于培养一批货真价实的企业家群体。

　　王梓木称，企业发展的一个改革方向，应该是由政府主导向企业家主导来改变。

　　什么叫企业家？主导企业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要创造社会价值，并且能够以独立人格承担企业的责任与风险，并且同时分享企业的收益，以独立人格承担企业的责任与风险，创造企业价值，分享企业收益，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的企业家。“显然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按照这个标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王梓木说。

　　而国有企业领导者存在着三个限制、三个紧箍咒：任命制、任期制、限薪制。单一所有制的国企的领导者任期分配都是由上级组织说了算，并不是由企业说了算，也不是由股东大会决定，很难做到市场化。

　　第三，有利于市场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国有企业根据历史的发展情况，往往是规模导向，用产值排位，以总资产多少定级别，由此带来的一个社会效应是由于行业的生产过剩。


　　混合所有制的好处是市场的主体都处在同一个价值理念的驱动之下，都实现利润导向，而不是规模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益市场结构的优化。

　　第四，混合所有制不仅给国有企业，也给民营企业带来发展的机遇。国企和民企通过相互参股的方式形成了混合所有制，消除以往存在的不平等，发挥共同的积极性。

　　近些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和PE基金都愿意参加一些混改，成功率也很高，他们专门挑选那些资源多、管理好、潜力大、机制差的国有企业，通过参股的方式改变企业的机制。

　　“混改的建立孕育了一种新的希望，它有利于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治理，不仅仅是在座的民营企业家，让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也成为真正意义的企业家，这是我们的新时代新增长的一个新动力。”王梓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