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绿色金融,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做绿色金融?我的理解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而环境污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金融有关系的,具体来说就是目前金融政策对环保产业激励不足,对环境污染产业的约束不足。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发展绿色金融,目前可能还处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左侧或中间侧,还需要加强绿色金融的机制设计与制度建设。比如说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等这些绿色领域产业的绿色投资,需要更多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我国北方地区雾霾严重,有很多的污染企业,这些企业的污染违约成本过低,约束机制不够,尤其需要金融约束。只有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形成一个价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去鼓励那些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而严格约束那些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才能够形成的像刚才清华金院长所讲的良性循环,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问题。
我们今天的环境污染,雾霾污染,简单说就是高质量的大气环境、天气环境,或者说美好的自然环境供给不足,这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粮食供给不足。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改革开放之前或者说1978年之前,中国的粮食供应不足,很多人吃不饱饭。我们在座的年轻人不知道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这个国情,60后、70后的同志可能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很多人吃不饱饭,粮食供给不足。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制度设计,那就是分田到户,把土地经营权确权给农民,这样一个简单的制度设计就解决了中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今天环境污染严重,可不可以借鉴40年前的分田到户呢?我觉得也许可以。实际上,按照科斯定理的说法,按照产权经济学理论,环境污染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环境产权没有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地分配给每一个市场主体,就是环境权益没有确权;第二个原因,市场主体的激励机制不够。你看四十年前农村改革即分田到户改革,根本不是所有权的分配,只是经营权的分配,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设计就把农民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从此之后中国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劳动力红利。今天中国的环境污染最重要的是两个制度供给,一个就是要环境产权确权,必须要把环境产权像土地的经营权一样确权给不同的主体。第二个是激励机制,比如说绿色投资,必须有一些正的回报,如果说我做绿色投资跟做非绿色投资回报是一样的,这个事情不可以持续下去。因需要一个把绿水金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转换机制,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碳交易市场。
我们今天讲的绿色金融,因为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原则是民生问题、发展问题,需要在民生发展与环境问题要找到一个结合点,这是难点。所谓环境产权确权主要是给企业确权,特别是给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确认环境权益,前提是计算碳排放量,这个问题,电力行业已经非常成熟了,但很多别的行业,其碳排放数据统计基础有待完善。还有交通和建筑行业,报送碳排放数据还有一定难度,所以说中国环境产权的确权问题,首先是技术上的问题,就是要确保有一整套靠谱的环境数据。但环境确权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观念转变和利益格局或者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是需要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同时要打破一些利益格局,环境污染产业是一个庞大的数以亿万计的行业,如何改变这样一个行业促进其转型是非常艰难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难度,就是经济上如何能够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地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找到经济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中美绿色基金,包括中航信托也投资这个绿色行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目前绿色投资行业的投资回报率相对于传统的投资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