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渝:企业家需要不断完成价值链的重构

2018/09/10

1978年,我在北京育英中学上初中。改革开放让我不但搭上了高考的列车,还坐了一辆“快车”。初中毕业之后,我就进入了北京外语学院六年一贯制的特殊班。所以在1986年,大概21岁还差几天的时候,我从英文系本科毕业。


实际上大学期间,念书不是我的主业,我经常四处兼职教英文、当翻译,从中得到了很多历练。我参加了北京市和机械部的很多大项目,服务对象也都是当年推动改革开放的大咖。


1987年,我跟随40多个全国各省外经贸厅的厅长到美国,这是一次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旅行。四十多天,我们告诉美国人中国改革开放了,告诉他们什么是“三来一补”、什么是合资企业、什么是技术转让。


回国后的几个月,我辞掉了工作,决定去美国留学。当时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回来了。在陪同谈判期间,我看到了美国企业有战略、有钱、有技术,而我们中国更多是在拼脑力、拼现场反应。当时我二十岁出头,还不懂什么叫后发优势、什么叫下海,就很简单地想去美国,去那个先进又富裕的地方。


在美国的时候,从西部的俄勒冈、中部的俄亥俄到纽约我都待过。从纽约大学MBA毕业后,我能找到的工作都不太适合。后来大概五六年的时间,我成立了一个事务所,去原来服务过的公司找项目,做金融并购服务。


我三十岁那年,我为中国两个国企收购了美国通用汽车的一个子公司。这个收购案让我非常有成就感:这个中国公司一分钱没有,连差旅费都是我帮着他们借的。我帮着他们码了八层的债务,最后他们赚了三千八百万美金,还获得了40%的股份。我当时因为能够做一个这么大、这么复杂的案子,心里特别高兴。


1996年,因为投资时尚杂志,我认识了李国庆。两个年过三十的人,在过去的生活经历中都有过足够多的“单元练习”,所以我们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3个月后又有了孩子,这之后我决定回国。当时国庆作为一个图书出版人,面临了很多比如回款周期长、回款难等问题。而且我发现去北京的三联书店、图书大厦经常买不到我需要的书,于是我们决定办网上书店。我们筹集了大概600万美元,2000年的时候当当就这样成立了。


那时候虽然很多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但是当当网在每一步都做了很多努力。2010年当当创立十周年,我们高高兴兴地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成了20多亿美金市值的公司。当当的上市触发了电商的一轮融资大战,当当上市的一个季度之后,京东、凡客、走秀网等几十个B2C公司都拿到了很大的融资,资金量都是当当的若干倍。所以从上市到后来的四五年,当当的路很艰苦,每一步都要面对市场的困惑,一种自我约束的累赘。


尤其在2014年,阿里、京东在美国上市,对电商有兴趣的机构把资金都砸向这两个“大家伙”。2015年的夏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当当从美国退市。当当退市是我做过的非常好的决定,因为这给了团队一个缓冲的时间。当当在多年的煎熬之后,终于可以从容思考了。当当退市不到两年,我们的利润持续增加,销售额也持续增加,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好。


从1978年到现在的40年间,我去过很多地方,做了企业,我对企业家精神怎么理解呢?当当网成立早期,全国网民只有几百万,现在所谓的物流网、信息流、资金流都还没有形成体系。当当先做数据库、再利用社会资源把各地的邮局和送报公司组合做物流。在我们早期做的所有跟电商基础设施相关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价值链的重构。我觉得当当的价值更多是知识价值,更多的是帮助用户在海量信息中寻找对他们有用的独特价值。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不停地重建和重构价值链。


我对企业家精神的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拥抱变化。18年来,当当拥抱了PC互联网、手机,移动设备,包括价格战,还拥抱了各种行业周期。电商快速多变,当当坚持面对顾客,价格要低廉、图书有更多选择、服务更为方便。在坚持这三元素不变的情况下,其他事情都要变,随时变,变得更快。


再谈一谈我自己的变化。早年做企业,我更多的是靠责任感,如今慢慢地变成了使命感的趋势。在这样一个碎片化时代,阅历和判断比以往更重要。我们经常说日本人、以色列人每年平均读几十本书,而中国人均一年还不到一本。在中国,一个小地方可能没有书店,但一定会有很多火锅店、麻将馆。所以作为一个热爱深度阅读、知识改变命运的受益者,我要用商业的力量去引领全民阅读。


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个很棒的收获就是保持活力。40年的时间,我从一个13岁育英中学的初中生到了当当网的董事长,我觉得我的确赶上了好时候。在接下来的5年、10年,我希望能够以之前的这种速度、激情、热情来继续和我们团队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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