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秀】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

“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学解释就是：扩张性而着力发挥其功能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首先是带有扩张性的。而除了扩张之外，要特别强调财政政策有它自己不可替代的功能，要把它的功能更着力地发挥好。

从2010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的状态以来，中国经济一路寻求软着陆，基本上形成了L型展缓。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是一个平台装，大写的L型，尾巴已经拉出来。

但由于有外部的不利因素，下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要往下走。大家都心生疑虑或者恐惧这样一个新的形势，经济已遭遇了不确定性和新的下行压力，就必须按照宏观调控所说的“相机抉择”做出政策调整。中国货币政策年初还在讲稳健、中性，现在变成了稳健概念之下“松紧适度”。主要就是怎么松的问题，货币政策已经几次出手，要定向宽松。但是把它总结在一起，既有向农这方面的宽松，又有向中小微这方面的宽松，最近还有向大企业、成规模的企业的宽松。所以货币政策的定向宽松加在一起，已经带有全面宽松的特征了。这时，财政政策要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情况下，怎样掌握好更加积极的问题？

新的宏观政策，是具有可行性的。货币当局存在适度“松”的操作空间，如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财政政策要配合货币政策来实施总量扩张，那么它的扩张度加码的操作空间，一定会涉及到提高赤字率，“不提高赤字率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耍流氓”。但是实际生活中，有没有可能走财政正规的程序，做预算调整方案，提高赤字率，加大债务年度发行规模？我现在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严肃的讲财政是必须走预算程序来提高赤字率、加大发债规模的。

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就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应该纳入当前中国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视角，而且要特别加以强调。因为这个视角正好是紧密结合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的优化就要区别对待。

当下更多要解决的是适当松的问题，而适当松的同时怎么处理好结构优化的问题，这一定是财政要唱主角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在结构优化方面，利用我们现在财政政策内在的功能，充分地体现它怎么在结构优化这方面有所作为。财政政策不能否认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赤字率，提高发债这方面的力度。但是一定要结合着提高赤字率和更多的发债，把资金筹集起来、运用起来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合理地区别对待，怎么样补短板，怎么样去通过结构优化，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在升级版轨道上的发展。

从宏观视角来看，面对全局由财政政策更积极地去推进结构优化，是财政部门无可替代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积极财政如何更加积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赤字安排。我们可以讨论下一年是否经过法定的预算程序，适当提高中国的赤字率。今年官方报的是2.6%，我们前两年曾经报3%，明年至少可以先提高到3%。把3%作为一个预警线，我们抬高到这3%，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欧盟成员国也没有守住3%的预警线，适当超出一些，实践证明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设想，有必要的话可以提高到3%，后续年度再提高一点，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但是一定要审慎考虑。

第二，举债安排。和赤字率提高相关的还有中国的国债和公债（包括地方债），合在一起作还本付息各个年度的通盘考虑，以掌握好各个年度的举债规模。举债规模跟赤字率提高是正相关的。如果我们适当提高赤字率，明年和后续年度弥补赤字的举债规范机制如假定在未来几年还本的压力比较均匀，明年和后几年度弥补赤字的举债的规范机制就可以更积极地运用。假定未来几年还本的压力是比较均匀的，那么就应该更多地考虑每个年度适当多举一些债。

地方隐性债到底是多少？原来的存量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现在新出现的是跟着融资平台的暗中操作，跟着所谓产业引导基金这方面中间可能产生的新的负债，以及PPP概念下地方政府卷进去未来更多的负债。到底是多大的压力，现在真的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判断。但这个局面还是可以控制的。

具体的地方隐性债，还有待于加强调查研究。一方面防范风险，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在这里面有意地去渲染极端化的一些过度悲观的说法。我觉得还是要争取能够说得中肯一些、全面一些。举债的安排和赤字有一定关系，是带总量扩张特征比较鲜明的一个更加积极的要因。

第三，结构性减税。我觉得要特别强调，这也是企业家反复发声的地方。最新的一轮是蒋锡培关于大规模减税的几条建议，网上热传。中央说得更加积极，当然要包括减税空间的进一步运用，关键是到底怎么样减税？中国现在算全了，就18种正税，还不会让一个企业全碰上。企业碰到的税哪个还可以再减?比如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17%，往下降一个点，把中间那一档税率从11%变成10%。克强总理说今年要减税负8000亿元，加上税外负担的另外3000亿元的降低，今年整体要减轻企业和纳税人负担1.1万亿元。这是在前5年减了3万多亿元负担以后，今年明显加码，一年就要减1.1万亿元以上。在这方面再加码，更多减一点，就得继续考虑还能减什么？

企业所得税方面，中小企业减半征收，已经明确说了，到2020年以前不变。减半征收，就是25%的税率变成12.5%，比特朗普减税的力度还大。小微企业也有一个类似的“起征点”，已经一抬再抬，抬得已经相当高了。企业所得税还能打什么主意？是不是给大型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他们再减税？就得再讨论。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个操作点，就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原来说可以抵扣到150%，后来又提高到175%，现在能不能考虑再抬高一点，抬高到200%、250%？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这是国家支持企业进一步释放潜力、释放活力和创新发展的一种体现。

当前中国企业减税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操作的空间，企业真实的负担是税外的。宗庆后说娃哈哈要缴500多种各种各样的收费，但是笼统地说这都是税负太重。后来，管理部门说宗庆后没说对，那些都是税外负担。所以，企业想要真正降低负担，不能光讲税，一定要把税外的各种各样的其它负担都放入眼界，要看全景图。还有一个隐性的负担，就是为官不为。中央也专门下了文件，官场要有所作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改造，没有配套改革，就是给你拖着，原来可能企业至少知道怎么打点，现在打点都摸不着门了，拖来拖去。这个时间成本的负担更要命，市场的机会也就丧失了。这是一个整顿澄清吏治、以合理激励改变“为官不为”才能解决的问题。

还有支出结构的优化，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在扩大内需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更积极的举措。财政在这方面应该以增加有效供给来引领需求潜力的释放，比如说“有效投资”。重点建设支出，还有PPP这方面把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运营、产业园区的开发等等支持起来。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也事关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它对于中长期的影响十分重要的，这是财政更积极这方面可以也应当努力做到的。

但不能光讲教育投入。中国的教育现在看起来硬件一般都非常好，但是软件真的是不敢恭维。钱学森之问怎么破解？学校不能光有像样的大楼，有一些新的设备，还必须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必须要有教育改革，财政还得花钱买机制。

科技创新方面，科研系统现在这样按官本位、行政化的一套加强管理，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科研规律。对于中国真正创新一线人才（包括和企业、政产学研结合的课题组），是非常非常刻薄的待遇。我们现在没有人讲知识分子政策，管理环节没有人讲科研规律。这是中国现实的问题，财政支持教育、支持科技，还得争取把机制调好。

此外，我们的社保体系还要进一步让老百姓有信心，减少这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大家开始更多注重扩大消费的内需了，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要做好涉及到的户籍改革、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社会扶贫，以及更好的政策托底。托得更精准，更能够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最后，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还要破解约束。大家都说不能搞那么多刚性兑付，但是碰到事情了不刚性行吗？发改委、财政部这两个综合管理的调控部门，一定要意识到要一起来推进配套改革，去改造软预算约束——涉及到市场主体、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有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它们软预算约束的顽症。克服这个弊病才可能有新的局面，使金融像金融，财政像财政，市场像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