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洋务运动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和现代化,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工业化、城市化,所以工业化的进程是从这里开始的。只不过那是官商,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但不论如何,它还是开始了,虽然是萌芽的,是不完全的。我在大学学这一段的印象极其深,我们学中国近代经济史,老师跟我们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波及不到中国,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时机把民族发展起来。沿着鸦片战争的五大通商口岸,我们开始实现近代化。当然,这些口岸里经济最发达、思想最解放的,还是上海。我们说上海是“海派”,什么叫“海派”?“海派”就是欧洲人、美国人做事的风格和方法,讲规矩,守信用。所以说真正的企业家还是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的,这个我们印象极其深。
这一段历史还是很辉煌的。后来我们革命学了苏联的模式,但其实这个脉也没有断。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有一部分去了东南亚,去了台湾,去了香港。我记得第一次出国是1987年,那时候我在经贸部。我们那个团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专门去考察他们的开发区,考察他们吸引外资的各种法律条款、税收优惠政策、“三减两免”的推动政策。那个时候我们还什么都没有,觉得泰国都比我们发达很多。很多华商在当地经营得非常好,包括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最先进来的也是他们。
开始苏联的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我们工业化的积累。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如果放到整个世界历史里,去跟英国、美国发展的历史比较,其实就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本积累过程是最文明的、最温和、最成功的。在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业化的进程,只有靠工农业剪刀差,靠全国人民勒紧腰带。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布局,所以你看今天改革开放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实际上是体制和机制。汽车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核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造船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钢铁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所有其实都是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里奠基的,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再工业化的过程。我们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给我们的技术消化吸收,同时我们再复制。这里面你说有没有企业家精神?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重新让企业家阶层回来了。改革开放40年,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股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首先,就是国有企业的去社会化。讲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现在中国石油。中国石油过去是中国石油部,石油部有铁路、学校、医院、幼儿园,它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把一个社会变成今天一个在国际上上市的公司,这种社会职能剥离、引进外资上市的这个过程,伴随着百万工人的下岗,中间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是场伟大的运动,是一个诗史般的、波澜壮阔的过程呢?国有企业是存量,而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留住存量,放开增量。留住存量就是国企改革转制,从承包到股份。
其次,我就讲外资。外资的引进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引进华侨资本,搞活我们的流通。华人拿美国的订单来大陆生产,他作为中间商赚取利润。所以第一拨外资,就是港、澳资本来搞活我们的流通。第二拨外资是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结合外资与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完成。像我们坐一次飞机要交50块钱的机场建设费,还有我们交的高速公路费,这些都是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这也是我们的创新。最后,就是跨国公司的进入,我们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后,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前,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这一波外资进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到中国,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像苹果、可口可乐、IBM、宝洁等等,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他们采取收购再消灭的策略,把我们当年所有的轻工品牌,几乎都消灭殆尽。那时候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来,我们中央政府的领导都要接见他,今天可口可乐的总裁来可能想约我们吃个饭,我们都说没时间了。所以现在跨国公司很不习惯,觉得现在营商环境不对了,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
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小缝里的一棵小草,形成今天一股巨大的洪流。还有,央企从150多家慢慢地到现在99家,不断在缩小,并且逐渐形成如国外企业一般的跨国公司。我们的未来只有一个词,就是“民营企业”,指的是市场化的企业,是统一国民待遇的企业,不分外资,不分国企,不分民企。当然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判断。
亚布力永久会址,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亚布力论坛2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留一个传承的遗产,就是亚布力永久会址。我们要做一个企业史博物馆,追溯从1840年至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脉。从洋务运动到民族实业,再到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的企业家群体,主思想没有断,主战场也还在中国。
我希望这个博物馆,作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永久会址的这个博物馆,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脉。它要有一种神圣感,要能够让人们像朝圣一样来这里学习,到这里来获取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