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论坛：历史与传承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在迅速发展壮大。如何弘扬与发展企业家精神，成为了当今方兴未艾的热点话题。

在2018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田源，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御风资本董事长冯仑与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立国就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与传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勇主持了该论坛。

王勇：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一，我们希望大家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大历史”，结合改革开放40周年的“小历史”，来谈谈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请大家来谈一谈未来如何更好地传承企业家精神。

田源：鸦片战争以来，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时期。上海、天津、武汉，这几个地方都是诞生过企业家的地方。鸦片战争到解放以前是中国整个初级工业化的阶段。其中轻工业是以上海为主，重工业以武汉这些地方为核心。就我们一般的感觉来说，中国企业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还是做轻工业的那一批企业家。他们在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初期，创建了最初的工厂或者是公司。虽然这些工厂或公司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但其中有一部分最终还是上市了，所以上海过去就有股票交易所。当然，就整体而言，那个股票交易所投机的成分要更大一些，资产定价、配置资源、融资这些功能还不是那么突出。那时候的企业也和现在的企业不同，治理、公司管制、融资、发展的属性相对都不那么明显。

当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要利用信托公司来筹集资金、做建设的时候，中国有两个大家族，一个是荣氏家族，一个是王光英家族。这两大家族各自创办了一个信托公司，而这两个信托公司后来就成为了两大国有集团，一个是中信集团，另一个是光大集团。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家其实也是有传承的。同一个家族的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创办了信托公司，这也是一种传承。这些企业家从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工业接续过来，又接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这都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不过我们今天讨论得更多的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这一批企业家们从最初的1980年代开始出现了第一代，到后来“小平南巡”又产生了一代，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又有了一代。一代一代非常明显。

企业家群体是随着整个经济发展而诞生的，但是企业家的诞生又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真正解决了体制模式的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加快了。从数量上看，1992年之前中国有13万企业家，1992年到现在达到了2500万。而真正让世界瞩目的企业和企业家，则是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一代企业家已经跟过去传统的鸦片战争以后的那些企业家们完全不一样了。那些人当时的眼界、当时的审视、当时的产业，各方面和今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后的这批企业家，更多的是把中国没有的东西，外国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带进来发扬光大。

王勇：谢谢田源主席，接下来我们想请冯仑。我最近在关注你的微博，你的微博上发了一个消息，说是要“折腾”和“熬”。你能不能结合着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大历史”和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小历史”，谈一谈你对这个“折腾”和“熬”的看法。

冯仑：首先我认为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是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更谈不上传承。因为在1949年以前民营企业能活过20年的都很少，这一代的事情都还没做完呢，谈何传承？比如说，最早的首富是在“十三行”的时候，“十三行”是什么呢？因为外国的船要进到中国来，政府必然要收税。然而收费的手续很麻烦，于是政府就让民间的力量协助，其实也就是一种 “理货”“理税”的概念。“十三行”这些人帮助外国商人和中国政府把相关手续都办完，再从中获取利润，“十三行”就是这么“倒腾”起来的。结果后来出了问题，政府就先处理这些“十三行”。不少人被关起来打，然后再看你“要钱还是要命”。其中一个首富，被折磨得半死不活，出来后留给第二代一封信，说的就是“不得经商”。到民国时期更是这样，民国曾经有过类似今天华为这样的企业，一群留学生回来做肥皂工厂，结果也被战争给折腾没了。荣家的企业家精神呢？到国民政府时期连企业都没有了，都没有企业了怎么还能叫企业家呢？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呢？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对财产负责任。我前面说的这几个例子里面，没有一个是负责任的，都劝告他们的第二代不要经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于跟权力关系扯上了，所有的事业也都栽在权力上了。所以说，只要这件事情没解扣，就不可能有企业家精神。

在我看来，鸦片战争以来，真正有企业家精神，并且有机会、有可能传承的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现在第一代还在冒险，还在做事情，还“敢为自己嚷嚷”，这就叫企业家精神。自己的事情都不较真，别人怎么会来尊重你呢？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这40年，企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过去的100多年。要看企业家精神，首先企业的历史得足够长，得看两代、三代才能看穿。

第二，传的是手艺、买卖，还是传的是精神？比如说，有些老板传的是买卖，告诉下一代怎么跟政府勾兑关系，怎么跟领导搞好关系，这种东西很难说是现代企业家精神。他传承了一个生意，传承了一个买卖，但不是我们“中央25号文件”讲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亚布力论坛现在要弘扬的企业家精神，就是“中央25号文件”定义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改革开放给这种企业家精神创造了机会，但是未来要能真正传承还是得依靠法治，依靠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相对健全的市场体系。

王勇：下面请丁立国结合中国钢铁企业的发展谈一谈看法。

丁立国：首先，中国在历史上是有商人阶层的，并且许多商人都能够传续很多代，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企业家精神的。咱们都知道山西乔家大院，有一年我去那里参加活动，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大片宅子。到跟前以后更是吓了一跳，跟故宫一样，两条街，中间是一个天安门城楼似的建筑。整整400年，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传承。所以说，就整个历史演绎的过程来看，还是有很多传统产业、传统商人的，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中国的工业。可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延续呢？因为那时候老打仗，没完没了地打。做生意、做企业，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企业还能不能继续再做20年，取决于自己愿不愿意折腾，自己愿不愿意跟自己较劲。但在那个时候，外部环境“折腾”你，一“折腾”企业就没了。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百年企业”，其实能不能再做一百年这个事儿也不完全取决于你。真的想做百年，就得好好布布局，但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就行了。想要传承，就得做好时代的适应者、引领者、突破者。

第三，1949年到197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经历了六个五年计划。我们对接了那个阶段的整个国有体系的工业基础，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河北为什么建这么多港口？河北一共11个地级市，全是国有钢铁厂。这些钢铁厂，有的是“小三线”建设建成的，有的是五年计划建设建成的。这些钢铁厂涵盖了大量的人才，资源也非常丰富，并且形成了集聚市场。许多当地企业就有机会去学习，去跟随，甚至去超越。我们对于这段历史一定要重视，因为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有传承。

第四，我想可能企业家精神真正形成，还是在这改革开放的40年，尤其是近20年。改革开放的前20年，大家想的都是生存，满足自己的需求，谈不上精神。不需要为生存问题所担忧以后，才开始上升为家国情怀，才开始建模式、塑文化。

王勇：接下来请毛振华给我们谈一谈。大家知道毛振华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企业家，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想他可能既可以从企业家的角度，也可以从学者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段历史的发展。

毛振华：今天讨论这个题目是正当时。因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国家也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对过去也要有一个梳理和回顾。梳理中国这一段历史，亚布力论坛的企业家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某一段历史的折射，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企业走过来的历程，现在讨论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这里所说的代价就是风险，怎么去看待这个风险？其实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能力来应对一次比较大的风险，并且这个指标超过了西方发生经济危机的指标。我也认为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大多数企业有应对一次比较大的风险的能力。风险之后仍然会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风险之后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但是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有应对风险的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没有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它们有一大批国际化的大品牌跨国公司，有一批世界著名的企业。当然，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了，像互联网的企业已经走到国外去了，其他的企业搞并购也做了一点。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我们给世界贡献了什么样的企业？

   从今天情况来看，民营企业已经是中国经济大半壁的江山，新增就业率90%，全部就业率的80%。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企业，民营企业才是劳动力密集型、科技创新型、出口创汇型企业。现在的新规律是世界上大部分大企业都是冒出来的，许多世界级大富豪都是第一代富豪。对我们来说，一批已经成功的企业，一批有经验的企业，他们如果还能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研究企业传承，首先是现有企业怎么样生存发展下去，这才是第一步。亚布力论坛是一个典型，差不多18年前创立的，现在这些理事，当时是30多岁、40多岁，现在都变成了50多岁、60多岁，基本上还没有70岁的，这一代还在工作着，这也符合世界规律。

   现在的企业发展下去才是传承的基础。怎么样做一个好企业呢？这也是我们现在思考的。这个思考涉及到体制和机制。我觉得现在有很好的历史机遇，过去我们经过这么多年，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有一个自己的发展轨迹，也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这值得认真总结。有这样一支企业家队伍，是我们的幸运，所以要把这支队伍保留住，把这些企业保留住，还要利用这些企业走到国际上。这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我们这批老企业家，在中国的环境下做不了什么事，我们现在有10块钱，你想赚1块钱就很满意了。这种状态就已经开始与国外差不多了，也许我们应该是让出中国的一些市场让年轻人来干，我们作为财务投资者、作为一个帮助者来加入，这个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构架。

新一代也好，我们也好，我们都感觉到存在着一个很稳定的框架，我们怎么来顺势而为，甚至是有所作为？我们一批已经有成就的企业，能够持续下去，能够发展下去，能够有应对危机、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才能谈到传承。

王勇：接下来想请陈东升来谈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对自洋务运动以来企业家发展的一些观察；另一方面，请结合亚布力企业家博物馆谈一谈你的看法。

陈东升：洋务运动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和现代化，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思想就是工业化、城市化，所以工业化的进程是从这里开始的。只不过那是官商，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但不论如何，它还是开始了，虽然是萌芽的，是不完全的。我在大学学这一段的印象极其深，我们学中国近代经济史，老师跟我们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波及不到中国，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时机把民族发展起来。沿着鸦片战争的五大通商口岸，我们开始实现近代化。当然，这些口岸里经济最发达、思想最解放的，还是上海。我们说上海是“海派”，什么叫“海派”？“海派”就是欧洲人、美国人做事的风格和方法，讲规矩，守信用。所以说真正的企业家还是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的，这个我们印象极其深。

这一段历史还是很辉煌的。后来我们革命学了苏联的模式，但其实这个脉也没有断。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有一部分去了东南亚，去了台湾，去了香港。我记得第一次出国是1987年，那时候我在经贸部。我们那个团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专门去考察他们的开发区，考察他们吸引外资的各种法律条款、税收优惠政策、“三减两免”的推动政策。那个时候我们还什么都没有，觉得泰国都比我们发达很多。很多华商在当地经营得非常好，包括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最先进来的也是他们。

开始苏联的模式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我们工业化的积累。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如果放到整个世界历史里，去跟英国、美国发展的历史比较，其实就是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本积累过程是最文明的、最温和、最成功的。在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业化的进程，只有靠工农业剪刀差，靠全国人民勒紧腰带。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布局，所以你看今天改革开放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实际上是体制和机制。汽车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核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造船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钢铁工业是现在产生的吗？所有其实都是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里奠基的，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再工业化的过程。我们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给我们的技术消化吸收，同时我们再复制。这里面你说有没有企业家精神？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重新让企业家阶层回来了。改革开放40年，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股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首先，就是国有企业的去社会化。讲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现在中国石油。中国石油过去是中国石油部，石油部有铁路、学校、医院、幼儿园，它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把一个社会变成今天一个在国际上上市的公司，这种社会职能剥离、引进外资上市的这个过程，伴随着百万工人的下岗，中间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是场伟大的运动，是一个诗史般的、波澜壮阔的过程呢？国有企业是存量，而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留住存量，放开增量。留住存量就是国企改革转制，从承包到股份。

其次，我就讲外资。外资的引进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引进华侨资本，搞活我们的流通。华人拿美国的订单来大陆生产，他作为中间商赚取利润。所以第一拨外资，就是港、澳资本来搞活我们的流通。第二拨外资是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结合外资与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完成。像我们坐一次飞机要交50块钱的机场建设费，还有我们交的高速公路费，这些都是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这也是我们的创新。最后，就是跨国公司的进入，我们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后，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前，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这一波外资进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到中国，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像苹果、可口可乐、IBM、宝洁等等，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他们采取收购再消灭的策略，把我们当年所有的轻工品牌，几乎都消灭殆尽。那时候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来，我们中央政府的领导都要接见他，今天可口可乐的总裁来可能想约我们吃个饭，我们都说没时间了。所以现在跨国公司很不习惯，觉得现在营商环境不对了，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

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个小缝里的一棵小草，形成今天一股巨大的洪流。还有，央企从150多家慢慢地到现在99家，不断在缩小，并且逐渐形成如国外企业一般的跨国公司。我们的未来只有一个词，就是“民营企业”，指的是市场化的企业，是统一国民待遇的企业，不分外资，不分国企，不分民企。当然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判断。

亚布力永久会址，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亚布力论坛2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留一个传承的遗产，就是亚布力永久会址。我们要做一个企业史博物馆，追溯从1840年至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脉。从洋务运动到民族实业，再到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的企业家群体，主思想没有断，主战场也还在中国。

我希望这个博物馆，作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永久会址的这个博物馆，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脉。它要有一种神圣感，要能够让人们像朝圣一样来这里学习，到这里来获取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王勇：请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Michael  A.Szonyi来做一个点评和发言。

Michael  A.Szonyi：我是1982年第一次来中国，可以说你们40年的改革开放我都看到了，印象非常深刻。虽然不像你们，是直接的参与者，但是我作为这40年的观察者、研究者，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

第一，经济史学者基本上都已经承认自古以来，一直到17、18、19世纪，有两个非常稳定的数字：中国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经济占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一。所以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历史的状态，现在的中国就是过去的中国。

   第二，我主要是做明史、明代研究，明代实际上跟现在的中国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在研究中，明代有两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所谓的儒商。儒商是什么意思？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看不起商人，但是实际上我可以做一个商人，做一个好的商人，可以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从事我的行业，不违背我们传统文化。中国的企业家历史以来都有考虑到这一点，就是把士大夫精神跟企业家精神结合在一起，企业家精神跟传统文化没有任何矛盾。第二个是当时的企业家有一些非常好的、非常尖端的经商技术。我在很多非常偏僻的地方家族族谱里，看到那些非常奥妙、非常尖端的合同。我这里就是要强调，中国的经商技术也是有历史的。你们的企业家文化，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有来历也有历史的，是值得研究、值得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