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论坛：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

科技革命首先将塑造产业、分工和组织，继而塑造我们的观念、思维和生活。与此同时，软硬件基础设施优渥的国家，将弯道超车，从而重塑国家竞争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对于未来社会，我们需要抛弃线性思维，再多点想象力，因为奇点已经来了。

在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斯坦福大学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复盛（LDV）创投创始合伙人沈志勋，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鹰，信中利美国创投公司创始合伙人王维嘉，Aerion爱锐航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文化官Ernest Edwards，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赵国成，汉德工业促进资本集团执行主席蔡洪平，第四范式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戴文渊和尚乘总裁特别助理、尚乘策略资本首席投资官王帆围绕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进行深入探讨，展开了一场思想碰撞的盛宴。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担任本场主持人。

张树新：我是互联网领域早期的从业者，后来做过相关投资，现在是一名闲散人士，主要工作是读书和旅行，同时做一些公益活动，和王维嘉等几位一起成立了一家企业研究所。

今天的议题“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前些年我读过一本书叫《文明的度量》，这本书试图从四个参数来度量一万年前到今天的东西方，并进行比较。作者认为东西方在两百年以前，虽然都经历过很多次战争和各种不同的制度变革，但是差别不大。而一个最大的差别来自于1776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从此东西方这两条线彻底分离。

因此我想知道，从两百多年前到现在，从工业革命到电气化、数字化、信息化，我们目前处在哪一阶段？从技术的角度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科技革命？这场革命都包含什么内容？

沈志勋：其实我认为，东方和西方在科学上的差别更早就体现出来了。在古希腊时期，东西方就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学习方式不同。古希腊时期，西方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因为月亮被遮住时会变成一轮弯月，那时他们就知道这是地球在月亮上的投影。五百年前左右，从哥白尼到伽利略等就建立了科学的传统和方法论，并印证了行星和地球的运转。其实，中国人也有非常强烈的求知欲，会关注药品致癌、食品致癌等问题，但都没有良好的科学规范。而西方从四百年前就建立了良好的科学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基于人们的求知欲，产生了探索自然本质等一些最基础、最根本的科学基因，正是这些问题奠定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迎来了科技革命。

但今天的科技革命又完全不一样，人类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量变引起质变，很多小数据看似无用，但大数据会带来根本变化，而技术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变化。

张树新：经历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到现在，哪些技术可能会是当前革命最重要的动力？

沈志勋：有可能会在我们已知的技术方向上往前延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另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些我们目前还未知的技术，即科学突破产生。如量子计算，量子称霸时代真的会到来，还是这完全是一个炒作？现在都不能确定。还有材料，众所周知材料能定义人类文明的格局，人类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今天是硅的时代，那么下一个能够影响人类文明格局的材料是什么？这些突破我们无法预知。一百年前科学发展史经历了从经典科学向量子科学的一个非常大的突变。用数学的逻辑来推导量子力学是推导不出来的，而如果人们思想认识升华了，那就会完全不一样，产生意想不到的突破。因此我认为中国更应该投入资源来开放人们的思想，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才有了中国的今天，而科学也同样需要解放思想。

王维嘉：关于这次科技革命或科学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到底是什么位置，我个人认为，这次的科学革命并没那么重要。

对于人类历史，沈志勋刚刚提到古希腊，古希腊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作者欧几里得把人们公认的一些事实列成定义和公理，以形式逻辑的方法，用这些定义和公理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他使用的公理化方法后来成为建立任何知识体系的典范，在差不多二千年间，被奉为必须遵守的严密思维的范例。没有几何公理就没有今天的科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知的飞跃。

第二次认知飞跃就是五百年前的理性，从过去的从上帝角度来考虑问题，转变成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

第三次飞跃就是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彻底打破了主观和客观，如果你仍然坚持主客观分离，你永远无法理解量子力学。

这是人类三次认知的大突破。今天的科学，实际上并没有打破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认知范式。因此，今天的科学革命固然很重要，但没有导致认知范式的改变，在整个人类认知的历史上，它事实上没有那么重要。

吴鹰：其实我更想谈谈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的关系。关于科技革命的重要性，我认为争论没有意义，但它所带来的变化是若干年前的若干倍。

科技在不断发展，很多技术已经积累到一定阶段，到达爆发的边缘，就会产生质的变化。1987年我在贝尔实验室写TCP/I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又名网络通讯协议），当时绝对想不到它能给人类互联网带来这么大变化。又如现在的区块链，其实绝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区块链给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还有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从科学角度来讲AI时间很短，只有60年的历史，但是这个词已经用了很久。在中国由于人们关注，且有各种各样的渠道传播，因此一个新技术出来以后传播速度和范围比美国广。其实，中国在基础科学上跟美国相比还是有相当大差距的，但是有了互联网后我们接受新事物、采用新技术的速度迅速了很多，而且中国用户消费层很大，容忍度很高，可以容忍颠覆性技术最开始的不完善性。

经过科技积累，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会牵涉到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变化，而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也将是史无前例的。

戴文渊：我认为，上个时代中西方科学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足够去强调理论。以中医和西医为例，西医比中医更强调理论，而中医则更强调经验。这可以联系到范式问题，第一范式强调的是经验，第二范式就进化到了把过去见过的事情形成理论，从而积累下来不断推动学科的提升。而现在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过去理论是由一群科学家探索发现的，而今后发现理论的如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很可能不再是人类，而是计算机了。未来科学理论应该是由计算机通过数据去发现。

张树新：你认为被下一代技术革命所替代的行业包括科学家，对吗？

戴文渊：这观点其实不是我提出的。第四范式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图灵奖获得主、关系数据库鼻祖Jim Gray提出的，同时提出未来的科学家都叫数据科学家，就是把计算机教成像牛顿一样的科学家。

张树新：沈教授同意吗？

沈志勋：人类科学家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抽象和升华。牛顿是把天上的事物和地上的事物结合在一起，爱因斯坦则用完全崭新的方式来重新看待时空，而不只是数据上的简单发现。

张树新：你是说机器想象力不够？

沈志勋：计算机能否拥有跳跃式的、完全断层的思想？例如从经典科学到量子科学的跃进，只有拥有完全断层的思想才能实现，这也许是人和机器最根本的差别。

戴文渊：我们想象下，如果每一个细分的场景都能拥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有很多场景并没有足够优秀的人去在研究，比如银行信贷员，他怎样去放贷是否做的足够科学？如果说我们能让计算机干这些事，它不需要到爱因斯坦的水平，它只要达到爱因斯坦30%，哪怕3%的水平，把这个计算机复制出去，对整个社会的科学水平提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是我觉得科技革命对今天最大的改变。

张树新：谢谢。赵国成是做无人机的，请谈谈你的想法。

赵国成：过去几千年，整个人类一直在跟饥饿、疾病、瘟疫和战争做斗争。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移动互联网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叠加的时代，这将改变人类的很多历史，会颠覆我们下一步的生活。我做无人机之前在做国际贸易，之所以会从国际贸易跳到做无人机，是因为我认为在国际贸易领域，我们永远像孩子一样在学习，我希望在无人机领域中国可以像欧洲那样世界领先。

沈志勋：我觉得科技革命归根到底是由于互联网传输速度的加速和计算导致所有要素都被激活出来，也就是说数字化激活了所有的东西。我的孙子也在用5G，他夏天参加了一个斯坦福乐高的编程比赛，所有的编程都能做，这不是个例。我以前反对小朋友玩游戏机，现在发现不对，游戏里有大量的数据传输。由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的传输和变化，计算和传输速度不断加快，以致今天把历史上所有的科技元素和科技理论结合在一起，互相振荡，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未来空间。比如说时空变了，组合观变了，消费和生产也变了。今天一切的爆发都是因为互联网所带来的革命。5G出来后更了不得，所谓的虚拟现实开始变成混合现实。5G是一个大革命，因为它加速了传输和计算碰撞，我们也投资了该领域。

Brian E.BarentsErnest Edwards：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人类从刚开始，就希望发展得越来越快，比如说发明轮子之后，超越了步行速度，而1918年世界上第一个飞机出现，虽然当时只飞了15米，但从那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快。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超音速飞机开始被讨论。对于爱锐航公司来说，我们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人类飞行。不可否认计算机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几天前，中国的新老朋友都向我介绍微信，让我熟悉微信，它可以虚拟对话，可以打电话，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之前这种交流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对钉钉也非常期待，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使用了一些过去想都没想过的技术。我的女儿生活在纽约，我利用微信随时能与她面对面交流。航空领域，我们逐渐能够实现1.5倍超音速飞行。另外，人工智能无法理解失败带来的恐惧以及成功所带来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人工智能和人不同的一点。

张树新：三年前我回学校给大家讲互联网发展史，我想用非常简单的词把这件事讲清楚。于是我画了一张图——一个原子星球，一个数字星球。原子星球中曾经发生了很多革命，人类正在向数字星球迁徙，迁徙中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有行业，从技术驱动、资本驱动、创新驱动，到最后集大成的今天，互联网已经变成基础设施，或者说数字化已经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基础设施，我们还能分清楚究竟谁在碳基生物的原子星球，谁在另外一个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混合的数字星球？哪些生命是纯粹原子星球的，哪些生命是迁徙的，哪些生命是纯粹数字星球的生命？这是我关于互联网发展是的第一个疑惑。第二个疑惑是，所有过去人类社会形成的规则、伦理、制度、常识、认知，哪些可以延续？哪些会作废？在这种情景下中国处在世界的什么位置？

吴鹰：这对人类社会是一个挑战。说到这些规则，政府其实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比如，中国停止了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币发行），其实国际社会也一样，很多国家面对新技术都不知道如何管理。ICO这种数字货币，之所以会被封掉就是因为它没有监管，没有监管意味着什么？币圈的人，信誉是第一重要因素，如果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有一天，后面就没人继续跟进了。ICO创始人五年前就将他的房子比特币化了，后来因为下跌痛苦了很久，但随后比特币涨了很多，他也就赚了。那么，究竟该如何去平衡数字货币，我认为不能用传统规则去监管。一个ICO项目，如果三个月才完成就是失败的。那位创始人当年提出ICO后，仅用两周就融资了1500万美元，而在白皮书写完之后他又用了一连串的方式进行了验证。因为ICO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它具有不可修改和不可篡改的特性，可追踪但不可修改，就解决了信任问题。

张树新：监管方式还没有更新。

吴鹰：对于互联网来说，更重要的一个话题还是信任问题。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交易都需要解决信任问题。以信用为例，它是信任的积累，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数字货币比特币出现以后，监管机构应该如何去做呢？其实我认为中国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容纳程度是很不错的，即使出现那么多如e租宝等骗局，中国仍然只是加强监管而不是封掉。现在区块链出现了，它的好处是大的金融机构愿意接受，主流金融机构也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包括央行也要发数字货币。我是一个乐观派，所以对未来社会的变化，我觉得人类总会想到一个办法去克服和解决监管问题。

王维嘉：我觉得每次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会造成社会权力的转移。比如互联网和手机就把权力从机构移向了个人。但是技术趋势永远不会是单向的，比如云计算和大数据又把权力收回到了大架构，包括政府。人工智能现在很难说到底是让大机构更有权力，还是让个人更有权力，但目前看来是让大机构更有权力。

张树新：前天我读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学词汇，叫数字列宁主义。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会有约一亿五千万个摄像头，而越是个人隐私保护不健全的国家，它的数据截取和个人权利保护就越差，因此它其实也是巩固了统治。

王维嘉：我个人认为，从对社会的颠覆性来讲，区块链比人工智能要大。人工智能对社会的颠覆是渐进性的，那么区块链的颠覆性体现在哪里？有人说区块链可以预防通货膨胀，但我认为这不是它最重要的功能。预防通货膨胀有很多办法，比如说中国的房产，北京房子值10万一平方米吗？主要是为了预防通货膨胀。我认为区块链最重要的就是和主权国家博弈，比如说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原来人均收入2万美金，现在满大街饿殍遍野，很多老百姓都要饿死了。因为委内瑞拉极左政府把私人财产全部没收了，也就是公私合营，于是整个经济就彻底垮台了。但是假设未来世界上的所有产权都由区块链来分布，就会在全世界形成一个世界性的产权认证，而不是由主权国家来认证。还以委内瑞拉为例，比如委内瑞拉国家政权把我的房子和土地等私有财产没收了，但是如果区块链不认同，那就是非法的，这就会对这些主权国家的主权形成制约。一旦区块链发展类似于一个全球化的大公司，那么未来很多国家政府的中介功能、信任功能可能都不需要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国家对待区块链都极为谨慎。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人类社会目前颠覆性最大的是区块链。

沈志勋：任何技术都有两面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刚才大家讲了区块链很多正面的东西，但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技术只是一个方面。有时候技术在社会上能够被接受，但是如果社会太超前的话，就会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即使是一个正确的东西，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做也不一定是对的。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做区块链的人是没有多少社会责任的，但是政府是有社会责任的。老百姓如果被区块链圈了很多钱，出了问题，不会找做区块链的人，最后会演变成社会问题。尤其是对于区块链来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技术和社会和谐起来。因此在今后这段非常长的博弈过程中，政府应该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严格监管。

戴文渊：我们是长期做技术的，其实技术本身是一个相对没有属性的东西，关键要看如何去用它，核能拿来发电是好事情，如果拿来扔原子弹就不是很好了。新技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改变人们对它的认知，但这个产业最终要发展到健康的状态，就需要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既然AI技术已经摆在这里了，剩下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技术的认知以及如何正确使用的问题了。

张树新：新的社会还在酝酿形成之中，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未定的，蔡总怎么看？

蔡洪平：我很同意这句话：新的技术和新的革命到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现成的社会体系和人的素质。中国有一句话叫良币驱逐劣币，现在又来了比特币，但是不管是什么币，首先都要是良币。在国民素质很差的情况下，在A股市场搞了30年都没搞好的情况下，我怀疑再好的工具都可能会被折腾得“走样”，也很有可能会把好端端的新机制扼杀了。因此，我认为还是土壤的问题，跟技术是两回事，关键是看什么人来做。我赞成区块链，也拥抱区块链，但是对于ICO等，我认为就需要谨慎对待了，现在确实骗子太多。

张树新：旧的社会信用体系监管还没完善，新的数字社会的数字体系就来了。

吴鹰：老蔡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其实正好说明了ICO的必要性，因为传统体系中，我们监管了30年都没管好。数字货币有很多交易市场，但最后第一大获益交易市场其实是BMB（Business Manager Business，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经纪人达成产品或服务交易的一种新型电子商务模式）。有一家公司2017年6月份创立，公司创始人以前做过交易市场因此很懂行，他本身也是一个“技术疯”，曾经在OK币（OKCoin，国内正规的比特币交易平台）担任过CTO（Chief Technology Officer，首席技术官）。我儿子也在这个平台上投资比特币，反馈体验非常好，最重要的是它与很多传统技术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对此我们应该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个人认为人民币要挑战美元几乎不可能，因为这套体系做起来太难了。对于区块链将来能否全部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确定，但我同意王维嘉的观点，区块链对人类的影响、变化和冲击已经超过现在所有的技术，目前来看会超过AI。

王帆：我先接着聊区块链的概念。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回头看看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突然间挖出来了一个新技术，而是因为这是我们现有的需求。比如金融科技，中国信用卡的覆盖率可能只有30%，那么中国那些没有信用卡的人如果想做消费金融怎么办？就需要有技术来弥补。即便在信用卡覆盖率高达70%-80%的美国，也有很多学生达不到信用值，无法拿到相应的贷款，但美国有相应的给学生提供打分机制的公司出现。区块链的出现看似比较巧合，是一位日本人发明出的类似于游戏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新技术的出现也是因为有一定的需求。

张树新：前两天我看周鸿祎发了一篇文章，说他到现在为止终于看明白了区块链，他认为TCP/IP的本意还是分布式，给个人赋能。其实，我认为数字化是实现个人最大自由的机遇，人类文明到今天为止，有包括主权国家、各种体系等的管制系统，而这一波数字化则打碎这一切。《文明的度量》的作者在分析东西方的时候，最后也承认说，到了信息化这一波，东方又赶超回来了。在这里我想借用一组数据：1995年是全世界互联网商业化的元年，那时全球上网人数是几千万，中国只有几万、几十万。而到去年，微信的全球用户已达10亿，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渗透率在全球最高。

前两天李开复在朋友圈说，比尔盖茨前两天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认为，中美在AI和未来技术之争，中国无法弯道超车，因为原创的科学和技术基本都在美国。李开复说他只同意一部分。他不同意之处在于这一波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之重要，以及应用与开发之间的路径之短，与历史完全不同。李开复认为，中国有可能弯道超车。

王维嘉：弯道超车的话题，我认为可以从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历史来探讨，PC诞生后出现了两个霸主：微软和因特尔。中国想打破垄断的努力从没停止过，从操作系统到金山软件，再到各种各样的芯片，而到今天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因为不可能再出现一家中国的PC芯片公司或操作系统公司，也没有人愿意去做了。究其原因，我认为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中国人没钱，更不是中国人技术不好，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商业的生态系统。比如一个中国企业做了一种芯片，想要供给联想用，联想即使选用了这种芯片，但是没有操作系统，即使有了操作系统，没有应用软件又该怎么办？再比如，Windows上有几万个应用软件，相比之下国产操作系统可能只有十个应用软件，这样的产品上市有人买吗？肯定没人买。如果没人买，联想会用这种芯片做电脑吗？也不可能，因为谁也不想做赔钱的生意。整个生态系统从最小的芯片上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再看人工智能领域，英伟达的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图形处理器）生态系统基本形成了，谷歌的计算框架生态系统也已经形成了，这两个生态系统很难撼动，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在基础方面很难追赶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显然目前中国在应用方面一点都不落后，如人脸识别技术绝对领先全世界。但在人工智能方面，原创能力主要集中在算法和芯片上，数据再多也不过是通过算法将其训练得较好而已，相当于让一个人看图识字使其认字比其他人多而已。但是认知能力是由算法和芯片决定的，数据再多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吴鹰：我不同意比尔盖茨的看法，同意李开复的看法。其实AI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如果把它具体化，就以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自动驾驶为例。自动驾驶是AI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具体化的体现，它需要大量的数据。谷歌再厉害，美国也只有那么多人，而中国人多，应用场景也多。所以，如果政府可以适当开放10万辆、100万辆、1000辆自动驾驶车辆，那么统计出来的数据应用就会早于美国。还有大量应用是专用芯片来做的本地化的AI应用，这方面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已经积累了5年、10年甚至15年经验的人做出来的芯片设计已经很厉害了，不比美国差。但是在核心GPU的高性能技术上，美国的确领先中国。我认为中国还是有机会的，而且有相当规模像BAT（Baidu、Alibaba、Tencen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投入了巨资和巨大的人力来做人工智能。

赵国成：纵观世界200多年发展的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能诞生一些世界领导者。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我认为并不是开发和挖掘这些技术的国家和企业就一定能够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上，更多的应该是我们如何去利用好这些技术。而对于我们来说，把技术作为发展企业的工具，那么中国在很多领域是完全有机会弯道超车的。比如说无人机，中国的民用无人机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80%，这算不算是市场领导者？我认为完全可以。因此，我认为中国只要利用好下一阶段的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科技技术等，就能够领先于世界。

王维嘉：无人机领域，中国不需要弯道超车，因为中国一开始就是领先的，大疆就是世界第一个领导性的公司，是原创性的领先，所以这方面不需要弯道超车，而是美国可能要弯道超车。

沈志勋：我两个观点都同意，但同时我认为也要区别看待。我认为中国还是有机会弯道超车的，但是这条路还很长。我自己在投资项目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就像王维嘉说的是体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有一次，我跟任正非在一起讨论，我问他，“什么时候你的手机可以超过苹果？”他说，“说真话，跟着苹果走，华为如果不被甩掉我就赢了。”他还跟我讲了很多点，总结起来就是，这是一个体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第二，高端创造。中国目前最大的优势就是应用，其实淘宝也不是高科技，腾讯也是一个应用。虽然我们在应用方面了不起，但是应用和开发是两回事，原始的开发是要经历几代人的。以半导体为例，现在中国大量半导体需要从美国进口。中国自己做出来了但没有人买，因为总差三个度——精度不够、耐久度不够、可靠度不够。中国人太着急，动不动就炒概念，想发财。而且关于对“客户是上帝”这句话的理解，东西方也有差异。我在欧洲跟德国人谈论的时候，德国人说他们做手表等产品真的跟商业没关系，而是像对待神明一样。中国人理解“客户是上帝”就是要招待好，横幅拉好，饭吃好，歌唱好，让客户舒服等。这种对待技术和工业生产力的态度，如果不转变，中国是没法弯道超车的。

戴文渊：关于这方面，其实我认为这背后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从业者有多少。

我自己是一个技术从业者，十几年前我去硅谷考察，那时我和每个谷歌工程师交流，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去年我再次去考察，发现绝大多数公司发言者讲的内容，我们从中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反倒是我去给他们讲的东西让他们学到了很多。2012年我还在百度，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妄自菲薄，研发遇到了瓶颈，就去海外挖了两个人来面试做同样的岗位，面试完后才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两年前思考的问题。这不是人和人的差别，而在于我们比他们先做了几年。因此，今天在中国做应用，我一点都不担心会落后于美国，因为在应用领域有足够多的聪明的中国人在花心思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理论科学方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理论科学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是一个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境界。做理论的科学家想发财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实现，中国在这方面的科学家确实少很多。但是我很乐观，因为中国整体生活水平在提升，温饱问题解决了，小康问题解决了，人们总会慢慢地提升自我追求，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

沈志勋：其实用我们的行话说，这是一个极端正反馈的过程，即我们做一件事情，随着时间的推延会有一个反馈。现在这个反馈的过程越来越快了，也就说明这一发展不是简单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都在做应用，事实上在做应用的过程中，它也在改革。

关于能否弯道超车，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讲我的想法。很多人问，为什么硅谷一直能产生这么多新东西？其核心是人才。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相对来说较容易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才，这些人才进行思想碰撞后，就会擦出完全不一样的火花。现在我组里的学生有两个德国人，一个以色列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每一种文化所培养的人，思路和做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样，因此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互相吸引、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中国能不能真正领先，就要看是不是有这种情怀和大气，真正能够吸引全球顶级人才，并给予重任和彻底的信任。

Ernest  Edwards：我对政府监管有一些感触，因为我们公司所涉及的行业是航天领域，航天领域在全球受到的监管其实是最多的。每天有大量乘客需要飞行，这就需要严格监管来确保飞行安全。在美国会尽量实现社会的去监管化，而作为个人我认为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比如在美国无法对枪支进行监管。距我家10英里外有一所学校，17个孩子在学校里被枪杀。在美国有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枪支，每家平均有300支枪，你们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因此，我认为去监管化并都是好的。

王维嘉：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的阶段，即中国现在需要基础科学的重大创新。比如人工智能。20世纪80年代我学习人工智能，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于是就转行了。而我的导师坚持60年把它做出来，有些人甚至连经费都拿不到。中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坚持60年，又如何能在基础科学上赶超？今天的互联网建立在PC基础上，PC建立在半导体基础上，半导体建立在量子力学基础上，而今天中国的量子力学研究在何处？任何一种技术，从实验室开始产生最初的想法到普遍应用，至少需要70年。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中国在基础科学和重大基础技术上有突破，需要70年到100年的时间，约三代人的坚持。

张树新：中国是一个应用场景最广泛，应用能力最强的国家，很多大企业家们几乎都已经开始资助基础科学和基础科研，因此中国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吴鹰：中美科技上的差别就在于，中国缺少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企业家和大学。中国虽然有很多非常好的大学，但是我个人认为国内最好的大学跟美国前50名的大学还有很大差距。前年我和王维嘉去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上课，发现他们请教授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必须研究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才有资格去MIT。

我们一起成立的未来科学大奖，一方面是希望激励更多聪明的孩子来做基础科学研究，因为中国的商业气息太浓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这些科学家，他们真的很辛苦，而且坚持了那么长时间，确实需要鼓励。今年未来科学大奖数学奖的获得者许晨阳就是一位80后教授，将加入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进行的理论研究将来必然会有很多合作项目，对国内大学必然也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所做的研究也会有很多合作的项目。

国内大学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才，我们也应该更加开放。只有多一点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多一些超前的研究，中国才真正有机会追上美国。中国和美国都肩负着人类未来很多重要使命，包括环境、自然保护。

张树新：关于科技创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想象力、求知欲，我们国家还能有创新能力吗？因此我认为这是核心问题。

蔡洪平：除了未来科学大奖，我认为中国还应该有另外一项奖——技术工艺奖，一个是理论层面的，一个是操作层面的。当前中国很多工艺其实都达不到高精度标准，如半导体行业。德国的工艺人才，一半是高中生，一半是初中生，他们不上大学直接进入技校进行专业培训，被称为“工匠”，而且他们用手就可以摸出来几个微米的差别。相比之下，中国的工匠精神还需要再进一步加强，因此我认为，至少应该把目前一半的大学砍掉变成中专，老老实实搞技术，而不是混个没有多大意义的假文凭后去炒股票。

沈志勋：我希望中国人也能有更大的野心站在更高的格局上来为人类做更大贡献。

Ernest  Edwards：一个社会没有企业家愿意投资或者甘愿奉献，那么这个社会也终将会落后。中国有很多资产上亿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纳税额占到中国税收的50%。世界上大概有几千位我们熟知的、资产上亿的企业家，其中中国企业家数量很多，控制的资产也很多，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将会成为一个重要“帝国”。

张树新：我们总强调我们是中国企业家，但我们似乎很少听说比尔·盖茨说他们自己是美国企业家。其实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是所有科学家、企业家乃至人类都共同面对的问题。希望未来的企业家们能跳出各自狭隘的地域，共同面对人类文明所面对的科技挑战和未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