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文化自信：内涵与准则

企业家精神是种“能力”，比如远见、洞察力、想象力，企业家精神也是种“气质”，比如冒险精神与韧性。但企业家精神首先是种行为准则和规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合理配置与否，将影响一个经济体的效率，因而，倡导真正的内涵和行为准则尤为重要。

在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中军，IDG资本合伙人李建光，四川发展纯粮原酒股权投资基金董事长、中国酒业协会固态白酒原酒委员会理事长谢明，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复星国际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汪群斌，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均豪，纵横文学创始人、CEO张云帆就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行为准则进行了深入讨论，亚商集团董事长、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陈琦伟主持了该场讨论。

陈琦伟：本场论坛的主题是“文化自信：内涵与准则”。20多年来，我自己一半做教授，一半做亚商，从接触第一代企业家到现在，结识了1000多位企业家。我认为，企业家95%的时间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而5%到10%可能是在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勾兑“。文化自信是内在的。我自己经历了中国至少三四代企业家，很多第一代的企业家，他们当时不谈文化，但自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这种自信和文化也在一点一点演进，现在已经融入自己的血液，逐渐形成了一种气质。

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过去七八十年来，有一个大问题是重建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不是指阶层问题，而是人群中榜样力量的体现。这种榜样的力量、气质非常场重要。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家对财富的创造和国家业绩的贡献，是非常醒目且无法被忽视的。企业家阶层所创造的财富和贡献，企业家群体在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那么，现在请各位谈谈企业家文化自信的内涵是什么。   

刘东华：我从邓小平南巡讲话那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为企业家服务，已经26年了。有人会问，作为一个媒体人天天为那些最成功、最有钱的人服务，是不是能够从他们那儿得到很多好处？不对，其实我是看到了这个群体对社会的作用，对社会的价值。我帮助他们，是间接地为社会做贡献。在这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做强做大，另一方面又代表媒体，代表民众，甚至代表社会对企业家提很高要求。

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交朋友的两句话——欣赏你的灵魂，批判你到骨子里。在不同阶段，我们经常对企业家提一些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为企业家服务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如何帮助企业做强做大。中国100多年落后挨打，怕了，所以一定要国富民强，国富民强首先经济要起来，经济起来首先是企业要起来，企业起来首先要靠企业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只有帮助企业做强做大，让中国企业家向全世界学习，中国经济才能发展起来，中国才能富强起来。

第二个阶段，就是用什么方式做强做大？做强做大之后干什么？能不能找到一种内有尊严、外得尊敬的方式做强做大？企业家这个群体，其实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群体，他从来不怕高的要求，只怕你提荒唐的要求，只怕你提让他啼笑皆非的要求。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经常面对各个方面的荒唐的要求，让他们啼笑皆非、捶胸顿足、欲哭无泪。我们在思考怎么能够让企业家们觉得真有人懂他们，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抚慰一下那颗受伤的心，但同时又能够对他们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我们提出做中国绿色公司标杆企业，这个绿色不是简单的环境之绿、自然之绿，是人文之绿、价值观之绿。当我们提这个要求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是民营企业家，我们能够活着就不容易了，你为什么还要提这么高的要求？我说这些要求只是给英雄提的。因为企业家群体都觉得自己是英雄，既然是英雄，就必须面对英雄的要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进步。

在新时代下，现在到了企业家精神升级的时候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有了企业，有了企业家，但是没有企业家精神。西方有企业家精神，在西方“道”和“术”是一致性，但西方企业家说得更多的是“术”，即创新、提高效率等，但“道”说得很少。我觉得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明确使命，为什么？有一次我们在法国巴黎商学院探讨企业家领导力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所谓企业家的领导力，就是善于在为什么中找到怎么办的强大动力，并带领团队对最好的结果负责。这就是企业家的领导力，有多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就有多么强大的动力去解决怎么办。

陈琦伟：东华的感受是，他非常崇尚企业家的英雄主义气概，这可能是企业家一种文化内涵。那这是不是文化自信的内涵的全部呢？坐在你对面的群斌，他在你眼中是第一代的企业家，还是第二代的企业家，跟你看到英雄主义的企业家有没有什么区别？

刘东华：群斌比较特殊，他一开始就在一个英雄主义的群体中。

汪群斌：从复星来看，我们确实是团队创业，也是受改革开放指引。从大学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有英雄主义的梦想的。但是个人的力量不如团队的力量，我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团队之间产生的力量能解决巨大问题。

不仅仅作为企业家的使命，有时候讲到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要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解决问题。当然解决问题有很多种方式，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差异化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产生了很多企业工作者，我们也在其中。慢慢地，工作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擅长在复杂的环境中间解决复杂的问题，从而为这个社会，为客户创造价值，这时我们才能被称为企业“家”。当然这个“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一直讲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是要求企业家永远处于这种状态，处于创业拼搏的状态。

陈琦伟：这么多年下来，由于你的创业经历，你跟其他的同学相比你觉得气质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汪群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些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仍然有一种越发展越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现在世界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变化也很快，竞争对手非常强大，越发展对产品竞争的考验也越大。所以我更加觉得，要有这样一种创业的精神。组织大了很容易官僚化，离一线越来越远，跟客户越来越远。但越脱离一线，越可能就被市场淘汰。我们一直认为，学习能力和实干精神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要求自己在产品决策、创新决策、项目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做好。

陈琦伟：请中军谈一谈你的感受，包括到底企业家跟商人有什么区别。

王中军：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创办华谊兄弟至今24年了，其实开始创业时也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开始做广告，从98年开始拍电影到现在，拍了一两百部电影了。我觉得这20多年来我自己的生活中电影痕迹非常重，我也应该是最早规模化地做对中国有影响力的电影的人。

因为性格关系，我在公司几乎20年前就不太管细节了，公司依赖团队，我对团队也有超强的依赖，我相信他们做的细节一定比我好。而我赋予公司的更多是想象力，就是做事情的时候突然向团队提一个方案。团队有时候也比较惊讶，但通过几年实践，这些想象力其实都是蛮成功的。

开幕论坛上，主持人提出一个设想——如果回到30岁想做什么。台上的每位嘉宾都在说做企业，我觉得特别惊讶。如果30岁我有那么多钱，肯定会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会为了做企业而做企业。

但既然选择了做企业，那当然就要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韧。企业家确实都比较坚韧，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如何积极的处理自己的心态。我这20多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过困难，很多时候压力也很大，但是对于这些困难和压力我忘得都很快，然后继续朝前走。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优势，就是内心足够强大、足够坚韧。

我们自己拍这么多电影，我不是所有电影都直接参与。但是我有自己的文化情怀，所谓文化情怀就是有自己的生活感悟和情感追求。我们公司这些年除了拍了很多商业电影以外，还拍了很多《可可西里》《士兵突击》等等带着个人情怀的作品。《士兵突击》拍了一个农村士兵，当时很多人都奇怪这部剧怎么可能会火，但我就是为那个人物感动。还有冯小刚导演的《芳华》，现在票房已经超过14亿了，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高度认可，我觉得电影一定要有打动人心的能力，这是好电影的基本前提也是必要条件，这就需要企业领导者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坚持。与其他公司比起来，我们更加独特，因为身处创造性的行业，没办法进行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

遇到困难的时候坚韧一点，给团队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并且能带领团队始终坚持一种精神、坚守一种情怀，让团队同心协力的前进，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陈琦伟：中军有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跟一种情怀。对企业来说，当这艘船漂流在世界大海的中间，企业家重要的是能够带领这个航船往前穿透风浪、持续前行。均豪谈一谈，你的使命是什么？

王均豪：改革开放40年，我做企业也做了整整30年。我是温州人，从温州的文化历史角度来讲，温州人不是做生意的料，但读书很厉害。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国家对温州的投资不到宁波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温州没有任何国有企业，温州人做生意也都是被逼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企业家都是在摸索中成长。我1988年出去创业就想赚点钱而已，到了90年代，我想，到了这辈子钱都用不完的时候，我还要做什么？所以我才会提出来做一家企业，做一个百年老店。

1992、1993年的时候，我们三兄弟就提出做一个品牌出来，从物质追求提升到精神追求。后来我们渐渐越想越明白，企业家的使命，或者说做一个好企业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怎么让顾客、员工、股东、社会这四者都满意。

我们中国历史实际上也有企业家文化，从子贡、白圭到范蠡。而且范蠡赚完钱散尽，又重新赚，又散，我们中国不缺少企业家和企业家文化。我们温州人说做生意，我查了一下字典，很有意思。字典里这个词的解释有几种，其中一个是指生活，还有一个指生机。生活，有文化的追求；生机，有生机的交易。所以中国企业家做一个生意人，学学子贡，学学白圭，学学范蠡，内涵准则都有了。

陈琦伟：我很喜欢研究企业家，就是企业的领头人。建光是投资界的大佬，你来谈谈。

李建光：我们投资行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就是能不能人群里找到所谓的企业家。IDG是典型的一拨秀才创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属于知识分子。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业的机会，当时风险投资行业进入了中国，赶上了改革开放，还赶上了整个技术创新的大发展。这些新技术、新机会，有很强大的作用。刚才讲到合伙制，我们的的确确是中国实现合伙制的第一个机构，在1999年就实现了。当时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争取把权利平等化，因为大家都不懂投资，出了问题都要一起担，说得好听点，我们都是单翅膀的天使，绑在一起就有两个翅膀，就能飞了。第二，平均主义，不管做好做坏，你挣的钱，他挣的钱，大家平均分配。当时资本还是比较稀缺的，大家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资源，不会为了个人的追求把资源浪费掉，相对来说我们的风险控制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合伙制另外的好处是大家的互相认可、互相包容、互相支持。我个人也有切身体会。2005年我们第一次开放基金，然后吸收了全球60多位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团队。当时我个人头脑发热要投资体育，在2006年花了6000万把英超的转播权拿回来，结果到2010年整整亏了6000万美金，颗粒无收，把一个刚刚对全球开放机构的一个基金的五分之一都亏掉了。当时我们机构，第一没有开我；第二，大家说当时投的时候都说YES（同意）了，所以这个责任要一起担。最使我感动的是，虽然亏得血本无归，但我就不信，因为我看好了这个方向，看好了这个行业，我说还要做、还要投钱，机构仍然支持我做。最后，亏的所有的钱都回来了，还有几倍的回报。从这个角度讲，合伙制除了让大家在一起壮胆，还需要的大家的认可和鼓励。

我所在的这个行业替人管钱、替人消灾。我从来不认为我们自己是企业家，而认为我们是站在企业家身边的人，用最好的心态，用最善良的信贷期待别人更好，没有任何嫉妒。应该说在企业家系统，我们是心态落差最大的人。像腾讯、百度，跟人家比我们的成就、社会地位、财富，差得不止一个等级。但我们还是觉得非常幸福、非常高兴，这恰恰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好心态——永远相信机会在未来，永远相信我们有机会在未来找到可能比马云、马化腾、李彦宏更优秀的企业家，这就是支撑我们前行的所谓的精神力量吧。

陈琦伟：建光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企业的成功和企业家的内在文化没有一个刻板的模式。还有，无论合伙人算不算企业家，IDG肯定具备企业家精神，因为你们是自主性决策做投资，而不是按一个规定的程序。你们的主动判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做法。

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越往后中国企业越知道该怎么去做，知道该怎么去控制风险。其实中国在过去二十几年中间，除了民营企业家阶层成长以外，资本市场也在成长。总体上来说，中国资本市场帮助中国企业，提出了“治理结构”概念，帮助解决商业模式选择的问题，风险控制跟诚信的问题等。所以，中国企业在各种方式的带动下总体趋势肯定是往前推进的。

云帆，你是怎么看的？

张云帆：我当时创业找的第一家投资公司就是IDG，带着一个小兄弟，连西装都没有，就背一个书包，穿着运动鞋。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问我怎么挣钱，财务模型是什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挣钱，就知道这个好玩儿。这个案子最后无声无息地被否掉了。后来这个公司2012年上市，现在差不多还有500多亿的市值。后来我又自己创业，我从来没有想过挣钱的事情，包括做媒体、做文学，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写小说、看小说。后来我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把公司卖给了百度。

2017年，完美文学跟百度合并，这是一个全新的业务，也获得了融资。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很简单，互联网公司的人都是这样，不知道如何挣钱，仅仅觉得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就做了，有一帮可能脑子有点不清楚的VC就投了，或者有一些人完全没有看懂这个案子，但觉得人靠谱就投了，后来挣了很多钱。

企业家精神，我觉得首先是创造。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创造性的，像文学。原来出版图书很麻烦，要联系很多出版社，现在只要网上注册一下就可以当作家了。如果你写的还不错，写了5万字，点一个按钮我们就有编辑帮你评估，如果做得好就可以往影视和游戏方向发展了。我们有一本书叫《剑王朝》，那个作家就是我在茫茫人海当中寻找到的，一个月本来挣几千块钱，后来版权卖给爱奇艺3000万，他的新书刚刚被优酷买到了。现在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很简单的途径成为作家，所以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确实是有创新的，他解决了某些问题。

第二，我觉得投资人应该去教育我们担当责任。例如做区块链的人，他们没有募资过，只是做了一个交易所，所有人可以把自己的虚拟货币放在上面交易。他们没有借钱，没有集资，现金流是正值且没有负债。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区块链交易所的CEO，企业利润小半年就有100多个亿，后来他说他被限制出境了。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也没有违反现行法律。我认为其实只是因为交易所里面涉及的钱太多，国家觉得他们随意离开风险太大。所以我认为其实他需要担当的就是责任，他也认可我的观点。

一旦叫企业家了，就要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这个词是来源于法国，最早是指具备冒险精神的，创新了某些东西或者提高了某种社会效率的人，这里面的含义包含了冒险、创新、责任、效率等等。其实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企业家们，往往都是有效率的，有创新的，有冒险精神的，但可能少了那么一点责任，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一定要传承下去的内涵。

陈琦伟：企业家阶层面对的永远是不确定的未来。对于新一代的企业家来说，责任感确实很重要，责任也是没有边际的。有的时候看社会新闻，看到一个孝子常年在长辈面前守着，其他事情都不干了，你说他有没有责任心呢？对社会进步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一个企业家敢于舍去，这是不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呢？这些问题不可能全部有确定的答案。我们最近也在花大力气学区块链，它的好玩之处就在于不确定性，有巨大的未来。新一代企业家形成的方式，经常与时代中出现的新元素有关，现在互联网应用的深化，到物联网、云等，都会给就跟这个时代里面出现的一些新元素有关系，现在互联网应用的深化，到物联网、云，这些都带来很多新一代的影响，新一代企业家们所面对的很多事情本身也在快速变动之中。

我们回到谢董，谢董事老一代企业家，请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见解。

谢明：首先，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讲，普遍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大家谈得很多，我认为应该从两个维度说明。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的精神和气质，比如在具备冒险精神的同时要有洞察力，想象力，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就是要有责任，要有人善良的本性，如果没有这个维度，企业家精神就容易因为过于自信造成自负自满，所以这两个维度合二为一才是企业家精神。我认为在普遍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就是文化的自信内涵。另外，从个性的角度讲，文化自信，应该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自信。在中国你强调文化自信，如果是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不对，这还包括对企业发展未来的自信和对企业文化梳理的自信。因为只有人的文化和生活的属性自信了，才能真正体现文化自信。

第二，从企业来讲，没有发展目标，企业家就把握不住企业发展的规律，梳理不出这个企业发展的文化。这个角度讲，中国有几大传统产业，纺织、陶瓷、丝绸、白酒、茶叶。中国产业中最能体现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的，就是在中国土地上诞生并且生存下来的东西，比如说茅台，“国酒茅台,喝出健康来”，喊了几十年；五粮液，“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也被叫了几十年。我认为企业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引领这个企业和整个行业的发展。

第三，我认为中国的强大是软实力的问题。我们强调“一带一路”也好，搞孔子学院也好，很多企业到美国时代广场搞LED投屏也好，这不是文化自信，是完全强加于人的，中国的文化自信一定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走向世界。这是我的观点。比如说我们了解美国，并不是他的飞机、军舰多先进，而是他的好莱坞，他的麦当劳。这些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更深刻，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像中国茶文化、酒文化的这些东西。

从行业角度讲，目前中国白酒行业是中国传统产业一个未来的方向，但并不是说茅台卖的越贵就是文化自信越高。未来中国白酒行业肯定要做到三个方面的和谐。

其一，传统产业也要重视传承和现代消费观的和谐。国际上，葡萄酒是液态发酵，把葡萄榨汁发酵，而中国的发酵全是在开放式的固体状态发酵。在坚持传统的同时，如果不适应现代年轻人的口味，这个行业还是发展不起来。

第二，就是品牌的塑造要和大众消费品结合起来。未来的和谐，是品牌塑造和大众消费的和谐。

第三，就是与电商和谐起来，与新的消费零售和谐起来，要扁平化、去渠道化。中国品牌走向国际化和区域发展，是我们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对未来行业做出的一个判断。中国白酒，一个茅台，一万个亿的市值，相当于中国多少行业的市值？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白酒产业走向世界是可行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走向世界是可行的，但是必须要有文化自信的引领。

刘东华：今天这个社会有多少问题，有多少难题？我们用办企业，用商业的方式为社会解决问题，但是方向在哪呢？在自己最擅长、最有兴趣的方向上。你解决的问题越大，你这个英雄就越强，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所以其实我们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升级，给企业家定义了一个新词，叫社会财富的受托人。人类世界最尖锐最对立的矛盾之一就是贫富分化，这个世界的少数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财富。但实际上如果企业家从内心认为自己只是社会财富的受托人，那么他在为社会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财富向他集中的越来越多，责任也就越来越大。   

4月份在乌镇有一个“互联网+”的学习会，我在学习会上提出，在互联网世界出现了一批“巨婴”，什么叫巨婴呢？人长大了，像个大人，但是智力没有发育。在企业界更可怕的是，你有巨大的能力，但你不知道怎么驾驭这个能力。如果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能力越来越强，但是没有责任感，不知道他的强大会给别人、给社会、给未来、给环境带来什么，这个巨婴就可能成为大家的恶梦。

陈琦伟：新时代已经来临了，企业家很重要一点就是实干，不同于教授坐在那里去总结东西，他主要还是要实实在在干事的。以后企业家这群人会被历史沉淀出来，中国企业家在真正变成一个社会最大的阶层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已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