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我们2014年开始做扶贫基金会,主要面向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重叠的地方。贫困家庭里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孩子不能读书,我们不愁这代人的贫困,但是我们担心永远贫困,如果下一代人没有文化,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的贫困将会继续延续,而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超生情况又很严重,平均每个家庭有4-6个孩子。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新疆河田、喀什、柯尔克孜州很早就开展了精准扶贫的工作,就是在每个村里,通过村民公选出最困难的家庭,然后我们基金会给这个家庭里的一位小孩提供可持续性学业资助。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资助过的孩子有的已经考上了大学,大部分处于升高中、升大学的阶段。
帮助一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就能脱困一个家庭。家里虽然人多,但新疆等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带,幼师、教师等需要较高学历岗位的工资并不低,幼师平均工资是四千到六千元不等。每个月,他可以拿出两千多块支持自己的家庭,支持自己的弟弟、妹妹继续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做对了,文明会使人聪明起来,让人告别那些极端的思想。事实上,我们也在扶持这些贫困家庭的过程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国家的概念。
关于精准扶贫,我觉得还有几点需要特别留意并解决:第一,因病返贫,刚刚让一个家庭脱困了,但是一旦家里有人患重病,就会因病返贫;第二,因灾返贫,因为泥石流、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导致家庭重新回到贫困状态;第三,因债返贫,他们没有受过好的培训和教育,我们如果不恰当地为他们提供扶贫贷款,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应该拿扶贫贷款去干什么,于是就花掉了。针对第三点,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让极度贫困和贫困的家庭有限持有当地优秀企业不可转让的优先股,这样他们会持续获得分红,这比一次性给他们一笔扶贫贷款让他们去做一份很难看到成功的事业要好得多。现实中,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尝试,我们给予最困难的家庭每户一万块钱的资助,但这笔钱不是发到他们手上,而是以他们的名义对当地经营最好、风险控制得最好的一家农村信用社进行参股。这些股份都是优先股,不可转让,当某一天他们有人脱贫了,那么他就不再享有这个权利。这种结合经济转型的扶贫方式,在工业园区、旅游园区、旅游景点等的建设过程当中可以加以提倡。台湾曾经有过经验,将一部分土地合并,用来做大公益,优先股给予当地的原著民,从而保障他们共享成长。
具体扶贫工作中,我们可以不用做太多检查。据了解,乡镇干部需要用80%的时间来面对各种脱贫的检查和访问,而真正对贫困家庭的实地走访和了解,则需要他们利用晚上的时间。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注意。其次,目前我国的扶贫资金分布在很多不同部门,这一方面满足了各部门对扶贫资金的需求,但这就等于每个部门都掌握资源,互相隔离,这样就难以形成合力。因此,我们要在地方做一些具体的、长治久安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项目,来更好地支持贫困的人。再次,不能命令农村信用社在短时间内发放扶贫贷款。这种贷款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适合做生意。我们应该更科学的、真正的做到习主席所号召的精准扶贫,贵在精准,贵在持久,贵在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