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坛：情怀与匠心

张祜诗曰“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匠心之难既在于“匠”，更在于“心”。这对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来说更是如此，“匠”与“心”的融合与平衡关乎作品的鲜活度、价值性乃至生死，更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的关键。

在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隋建国先生，著名导演孙周先生，著名导演张杨先生，好利来董事长兼总裁罗红先生，南非钻石集团董事长陈达冰先生，建筑设计师、MAD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马岩松先生就艺术家的情怀与匠心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主持了本场论坛。

胡妍妍：“情怀”和“匠心”是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词汇，非常遗憾的是，当我们想到“匠心”“情怀”这些词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日本的茶道、花道，甚至是日本寿司师傅，却无法举出多少中国各行各业的相关例子。这两年，大众意识到了我们的情怀和匠心的缺失，这也算是一种回归吧。

今天请来的这几位嘉宾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情怀和匠心不仅是他们成功的源泉，也是他们追逐的梦想。

我们都知道，北京798艺术区进门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红色雕塑，这个雕塑是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标志性作品，作品名为“”中国制造，作者就是隋建国教授。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制造”这个词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制造业廉价和粗糙的代名词。其实隋教授创造了不少以“中国制造”为名的作品。我想请隋教授谈一谈他的想法。

隋建国：“中国制造”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当时我觉得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那时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在腾飞，而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实是靠中国制造来完成的。但是随着中国制造的强大，出现了欧美等国家拒绝中国产品的船靠岸的现象。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了这个作品，是想向人们传达：一方面中国制造确实是通过吸引外来资金让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和产品也让全球资本主义完成了升级。没有中国制造，这是无法完成的。中国获得了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升级，这是一种双赢。

这两年，我将这个作品的恐龙肚子上的“Made in China”又单独拿出来，做了一个新的“中国制造”，因为我认为今天中国制造其实代表了中国的品质。中国制造最早可能代表了地摊、廉价，后来所有名牌都到中国来代工，中国制造慢慢升级。中国制造其实代表了中国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实力。

前些年，很多知识界和设计界人士提出了一个想法，说要搞一个“中国设计”。可是我觉得中国设计不能代替中国制造，中国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如果中国制造好了，中国就有了工匠精神。而且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中国一直都有工匠精神。

胡妍妍：工匠精神是指我们在做事时所追求的精益求精和一以贯之的精神。所以，我认为匠心离不开坚持和情怀。我想请问马岩松先生，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国家，可这时会发现我们的城市建筑千篇一律，您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马岩松：我们的城市千篇一律、粗糙，而且不可逆。我认为这个跟发展速度有关，速度过快，就缺乏思考，缺乏自我批判精神。这不是一个匠人个人的事，这跟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

日本匠人很注重细节。他们不只是陶醉于自己的情怀和追求，而是很多时候懂得为他人着想。他们把建筑、艺术或者城市，当做社会中人与人交流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们所谓的情怀不只是发挥自己，而是跟别人交流。如果一个人在感情层面很丰富，愿意去与别人交流，这种情感就会出现在所有的细节中。这不仅仅源于设计师、艺术家，还包括了整个时代的情感，人和人之间的真诚。

如果建筑师的理想能够很幸运地在一些作品中实现的话，我觉得它也许是一个反时代的，甚至有点不合时宜的、罗嗦的、多余的作品，甚至看起来有些低效。比如在城市里修一条路，如果大家都认为解决交通问题是最重要的，那城市规划者不用考虑别的如情感方面的因素，就会越来越简单粗暴。以北京为例，从景山公园到角楼之间的有一座非常古典、非常美丽的桥，就在桥旁边设置了一个红绿灯。如果大家都目的性很明确地想要快速通过，那就无暇欣赏这座桥的美了，不在乎审美情感，在建筑上也会缺乏情感的考虑。在中国古代，匠人们不仅是从工艺上、技巧上，更是从深层出发，认为情感对于生活非常重要，超过了效率，超过了那些我们现代人热衷追求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应该去追求的。

隋建国：作为艺术家，我认为匠心还有一部分含义是物尽其用、因地制宜。这其实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很早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胡妍妍：建筑会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同样商业和艺术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最近我去罗红在北京的摄影馆，还有黑天鹅旗舰店。美术馆和旗舰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创新，也确实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赏。罗先生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追求艺术的摄影家，所以我们想请您谈谈如何将艺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

罗红：我理解匠心代表一种技能和技巧，但是我觉得后面的“心”很重要。以我自己为例，当我第一次看到照相机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设备，可以把瞬间变成永恒。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以后人生的梦想，因此我很执着地想要成为一名摄影师。成为摄影师之后，我拍的最多的是一些西部风光，挂在自己家欣赏、陶醉。

2001年我去了一次非洲，那片大地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在非洲的大地上奔腾，加上自然的光和影，实在太美了！这对我的冲击太大，这种心灵的震撼让我的心瞬间被打开。我对摄影的热爱变成了一种信念，我决心一定要把全世界最美的瞬间带回去和更多人分享。

这种信念支撑了我二十多年。一路走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花了很多的金钱。但是我的信念更加坚定，我觉得我对摄影的坚持是对的，也会是让我感到一生自豪的事，发现美和创造美是我生命的意义。你只要有一颗发现美的心，能被美感动的心，你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艺术灵感，去创造更多作品，让更多人感动。

我的艺术馆也是如此。当有更多对大自然、对人生的感悟以后，会产生一种敬畏之心。我的艺术馆建了整整六年。我那时候忙于做企业，在设计、建筑方面没有很高的审美意识。我请了一名国内普通设计师帮我设计，效果图我觉得还不错，但建成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全部推倒。然后又找设计师重新设计，不满意，推到。再找设计师，我依然不满意。那时已经快开业了，我心想算了，就这样吧。

临开业前一个月，一场意外的大火把艺术馆烧了。很多人都觉得这几千万一下又烧没了，但是我到了现场以后内心反而挺感动的，心想前两次是我不满意，第三次连上帝都不满意了。

后来我又请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设计师。我说我想设计一个全世界最美的艺术馆，美得让人看第一眼就懂得这是艺术，让人感动。设计师问我，你的预算是多少？我说，没有预算。设计师上前给了我一个拥抱，说你是最好的老板，我一定会给你设计出你想要的。他看了我的摄影作品，有很多触动，也理解我想要的东西。两个月后他拿出了第一稿，我看了之后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我真的是一个为美而感动，为美而存在的人。

在建艺术馆的花园和景观的时候，每一颗松、每颗石头应该放哪，种什么样的花草，怎么配色，我都参与其中。我当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顺义的花农，炎热的夏天每天穿着短裤待在园子里，但是心里觉得很美，因为我在整个美的设计中投入了我太多的心血。

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这个艺术馆建成以后就是温暖大家心灵，让所有人感动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我的财务总监告诉我，这样永远不会挣钱。我说，这是我安放灵魂和梦想的地方，不是挣钱的地方。

做企业也是这样，在大家都买不到蛋糕的时候我做了好利来。但是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我在北京的第一场大雪中拍到了黑天鹅。晚上整理照片的时候，这张黑天鹅照片把我自己都感动了，顿时觉得黑天鹅的优雅、高贵也应该变成一种艺术品。随后我就带领团队，又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品牌。

艺术没有老不老，只要有一颗能感受美的心，就永远可以创造更多的美、更多的感动。

胡妍妍：下面我们请张杨导演来谈谈《冈仁波齐》这部电影的创作理念。我们知道这部电影自始至终贯穿了您内心一种非常强大的追求和理想。

张杨：这部电影拍摄花了一年的时间，从西藏东边一直到冈仁波齐，一路走一路拍。这个电影的创作本身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电影的过程。刚才马岩松先生提到，所有的艺术都离不开大环境，我相信电影也是如此。尤其是这两年的市场很好，票房突飞猛进，电影真的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最好的时代“的概念，是从资本角度来说，是工业角度上的蓬勃发展。但是从电影艺术本身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提升，甚至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电影跟80年代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因为80年代更多是从精神层面去进入电影，但是今天的电影大部分是以娱乐、消遣为主，或者说从一开始投资电影，甚至包括导演去做电影的时候，都可能更多的是从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出发的。

当然，资金的投入确实提升了中国电影整体的制作水平。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电影从技术和投资规模的角度来说已经非常接近好莱坞的水准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导演可以去拍投资一个亿、两个亿的电影，去追求回报率。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这种商业片也都已经尝试过了，票房也都挺好，但是我总觉得那并不是我特别想去追求的。实际上我还是对电影本身有自己的基本要求，总希望在艺术上还能走得再远一些。

我曾经有过两三年在电影方面很犹豫，犹豫到底往哪儿去？是去拍商业片挣钱，还是说干脆别想这事了，去想点跟艺术有关的东西。我心里确实有过摇摆，最后自己决定放弃所谓的商业诉求。当然能走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有多高，可以走多远。

所以在这时才有了《冈仁波齐》的创作，这个创作完全是随兴的。当然想法不是随兴的。这个想法十几年前在我脑子里就已经产生，后来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将它实现。当你要抛开商业的时候，就要抛开很多外在的东西，用最少投资，最简单设备和最少人。确实这两年我也看到非常多年轻导演的作品，投资非常小，有的一百多万，甚至还有五十多万的，也都拍得很好，因为他有他自己内在的精神在里面。虽然我已经算成熟导演了，但是我希望回过头来去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冈仁波齐》剧组只有30多人。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这条路上慢慢地拍，把成本压到最低。反过来，我突然在这部电影中找到了快乐。实际上过去拍电影给我压力或者压迫很大，比如明星的档期、时间、调度、磨合等等都需要考虑和协调。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有点费劲，有点过于工业化了。

反过来《冈仁波齐》是一次完全不同的创作。每天都慢慢的，走着走着想起来就拍点，没的拍了就休息。一年的时间像流水一样，这个电影就这样流出来了，其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

现在到了电影的大工业时代了，但是我想能不能回过头来做一部手工艺的电影？这可能跟今天所谓的“匠心“的概念比较契合，也是考验导演的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冈仁波齐》之后，我去年在大理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用一年的时间拍了一部新的电影。我现在就喜欢把周期拉长，用时间去磨合，投资也很小。拍的过程中，它自己就生长出了一部电影。等到这一年又只剩了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又拍了第三部电影。这三部电影投资都非常少，但是它确实激发了导演的想象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干涉你、要求你，我感觉很自由，创作完了有时间就再创作一部、又创作一部。

这段过程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也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可能别人很难复制，只是一个导演自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但我现在陶醉于此，我觉得这好像一下找到了拍电影的初衷。你拍电影最后是要干吗？确实是去找到你真正对应的观众。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满足，真正解决内心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这部电影就跟我的内心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共鸣和关联性。

孙周：对于拍电影来说，进入一种自由状态很难得。我当年拍《周渔的火车》实际上就是那种状态。因为那时候有一位企业家给了我一大笔钱，说你拍电影，这钱归你。我自己去找题材，随着自己的心在走。实际上说得自私点，导演站在导演的角度出发，这才是最佳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总能让自己和作品发生关联，因为考虑更多的是个人感受。

但这种状态是不是谁都能有？不一定。因为电影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工业化时代，靠盈利、靠在庞大的市场中获利而存在。或者说，商人们充分利用了电影的功能，把它变成了市场化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能不能找到自由创作的状态要因人而异。张杨现在找到了，我也曾经找到过，冯小刚也许找到了，因为他的市场影响力很大，他在选择题目的时候可能可以相对自由一些。但是除了我们这些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导演，年轻导演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可能会很苦闷。

作为导演，可能会始终在市场和个人需求间纠结。当然我一直坚持，电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有它自己的命运。我们选取一个题材去拍它的时候，能不能拍得好它，我并不知道。有时候投资人说，你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我说，我怎么能让我的心愿与那么多人碰在一起，恰巧那么吻合，让大家都喜欢？所以对于这个要求我永远不会答应，我只能尽心尽力去做。在导演手里，它是艺术，当它从我们手中脱出去，实际上它又成为商业的。电影有它独立的命运，有的时候我们没法控制。如果它恰巧和很多人的喜好发生关联，我觉得这是电影的运气，而不是我的运气，因为它已经从我的手中作为独立的生命脱离出去了。我不知道它之后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我只能把我手里的这部分尽量做到最好。

我这次写了一个人物，取了一个名字叫“濮通”。他姓濮，降生的时候，后面老井“扑通”一声，所以他父亲给他取名“濮通”。他在生活中一直很纠结，不知道他爸爸是希望他“扑通”有声音，还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普通人。到最后他才发现，其实把普通生活过好也不容易。我要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我希望观众看到的电影中有能让他们感同身受的东西。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我无法对未知的东西做出判断，这个世界变化太大。现在的艺术还是不是我们学习艺术时的概念？我觉得已经发生了变化。机器人模仿艺术家作画的场景，我相信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艺术是什么概念？很难判断。我觉得情怀可以很大，也可以就在我们身边，也可以是一种执念，是我们能够坚守的执念。当现在大家都在奔着钱去的时候，是不是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无论怎么变化，情怀就是守住一些我们必须守住的。

胡妍妍：刚才两位导演实际上都提到了一点，现在很多高科技已经可以把艺术做得非常地完美，但是没有情感、没有情怀，艺术依旧是空心的。陈董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有自己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情怀与匠心实际上是一种传承问题，而收藏一定是传承中非常好的一站。请您谈谈建立美术馆、博物馆的初衷。

陈达冰：艺术家讲匠心，我作为一个企业家和收藏家讲的是情怀。情怀对我来讲首先是一种感觉。我们小时候对待自然的一种观察和崇拜，应该说是我收藏的初心。小时候我们在田间，看到鸟、蝴蝶在云雾里飞，导致我第一次做收集，当时还不能称为收藏，英国叫收集标本。后来会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一些收藏，比方农村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水烟袋，那个年代的水烟袋是铜制的，做得非常精致。等我再长大一些，就开始收藏烟盒，烟盒上的画非常精美。所以对我来说，艺术收藏是从感觉开始的，慢慢就培养了一种感情和情怀。

我正式地把收藏作为业余爱好，是我1985年第一次去非洲的时候，在尼日利亚的大市场见到一个非常美的木雕，爱不释手。当时我们出国是公派出去的，每天住房25美金，伙食8美金，那时候就想着一定要省吃俭用把这个小木雕买到手，我在那徘徊了两天，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木雕买回来了，那是我正式收藏的第一件艺术品。这件事引起了我对于非洲的爱好，每次我到非洲都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东非、西非、南非的古董，就在街边艺术家那淘，因为九十年代初非洲还没有很多成型的画廊，但有很多街边艺术，我也收藏了不少当地青年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

2010年，我在湖北武汉建了一座私人博物馆，我想把过去收藏的艺术作品呈现给武汉市民。我的收藏包含了过去三十年的藏传佛教艺术、非洲部落艺术、少数民族艺术，还有一些摄影艺术，定期向市民作推广和宣传。至今已有约八年，这八年中我们也从收藏品展览延伸到了中非艺术交流，每年请非洲的青年艺术家到中国，时间从三周到三个月不等，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中国的西安、景德镇、上海、北京写生。写生的作品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前进行展出，回到南非又在南非的展览空间作一次交流。

我们每年也选一些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到非洲去，国家由他们自己选定，在那写生创作，在回国之前在我们的艺术空间里作一个与当地的交流展览。这个驻游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延伸到英国、格鲁吉亚、美国。今年2月份我们又在开普敦与法国一家艺术机构签订了驻游合作协议。同时我们还在设立了新锐艺术基金，专门收藏南非和非洲本地艺术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现在已有5000多件，它也是第一个向开普敦当代艺术博物馆捐赠的基金。我们收藏的艺术作品，也经常在这里展出。

前段时间，南非一位艺术家画了一幅《我的祖国》，把南非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描绘得淋漓尽致，作品非常有争议。在全国巡回展出后，他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最后基金会收藏了这幅作品，现在南非人都不知道这幅作品现在何处。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收藏经历，也是一种情怀。我们将这位艺术家请到中国，并在博物馆展出了他那些对于非洲生活描写比较深刻的艺术作品和装饰。

我也希望通过这种交流机制，能够邀请更多中国艺术家走向非洲，在非洲这片土地上，感受非洲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