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康论坛：充分与均衡

在美国，大健康产业占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5%，加拿大、日本等国占比也高达10%，而我国仅仅占到GDP的4%左右，说明中国大健康行业的“不充分”；中国的“大健康”尚在襁褓中，稳增长的同时也在调结构，如医院医疗服务及医疗商品占比过大，达到95%以上，结构不均衡。大健康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不充分”和“不均衡”，需要更为精细的行业对策。

在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辉瑞大中华区总裁吴晓滨，和美医疗控股董事局主席林玉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兆年，上海建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苑全红，岗岭集团董事局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于刚，春雨医生CEO张琨，人和未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袁梦兮就如何实现大健康的充分均衡展开了讨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田源担任本场论坛主持人。

田源：今年大健康论坛的主题是“实现大健康的充分与均衡”。这个题目跟十九大关于我们国家主要矛盾的描述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突出反应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特别是医疗。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医疗健康的充分和均衡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也不会太久，我觉得未来5到10年基本就会有大的变革，一是因为社会有紧迫的需要；二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中国有这个能力和机会。大健康论坛从设置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从医药投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处于爆发式的增长。

辉瑞站在整个生物链的高端，能看到全球的情况，我们先请吴总谈谈，相信他独特的视角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收获。

吴晓滨：首先我讲讲大卫生。所谓大卫生，就是平时定期锻炼身体，饮食健康，定期体检并做一些疾病预防工作。当前中国人在这方面很缺乏。比如在酒店，早晨去健身房基本看不到中国同胞，而在美国的健身房，基本排不到位子。再如抽烟，我房间里放了一盒会议赞助商送的精装烟，这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在大健康领域里，我个人认为机会非常多。现在很多人开始请私人教练健身了，他们已经养成了健身习惯，哪天不健身就浑身不舒服。如果全国人民都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这将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其次，医疗。我国医疗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在中国看病，如果不找关系会非常痛苦，中国医疗方面需要颠覆的事情太多了。其实不只中国需要颠覆，美国甚至西方国家也都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医生和助理以及技术人员之间的职责没有明确区分开，医生做了很多不需要自己做的事，医生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找出病因进行精心诊断，后续的事助理就能处理。例如，手术是熟能生巧的事，让一名医学知识的人天天开刀，他一定会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好。但现在在中国，经常让主任、院长级别的医生去开刀，其实很不合理。

中国还有一个领域相对欠缺，就是康复。每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约几百万人，这些人即使到最好的医院动手术，出院后也不能说话、不能站起来。其实手术后的半年是最佳恢复期，如果能获得很好、很到位的康复训练，这个人就能重新站起来，重新说话，甚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在我国，患者出院后根本不知道在哪进行康复训练，这些人后半辈子基本就都耽误了，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负担。这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有大量的机会值得我们去探索和把握。

   我再说一下制药。以前我们国家没有创新药，但是目前的情况大有改观。首先是政府支持，第二是平台发展很强大。国内的创新药平台已经好到什么程度？你跟实验室签合同后有一个好的想法，实验室就能帮你做。实验成功后就可以去融资，分一部分股份或者一次性支付。

中国国际医药类创业的门槛如此低，在国外无法想象。所以我预感未来五到十年内，我们国家在创新药方面一定会做出几种全球性的药物出来。

张连山：我个人认为大健康其实是更注重慢性病的预防和治疗，这非常重要，因为慢性病的预防牵涉到整个健康的产业链。

中国创新药领域发展如此迅速，除了国家的创新支持和政策调整外，我认为在座的很多投资人也都做了很大贡献。虽然投资人需要看到回报，但总体说来，这个行业肯定是一个惠及民生的行业，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业。

不过我认为，政府其实还应当在利税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在中国做创新药，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当团队积累到足够的经验以后，即使我们有大量海归进来，人才还是不够用，因为企业不可能去做一些自主研究，只能去做真正的靶点发现。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说，应该在利税上投入更多支持。

国内的研究者也要将过去应用性的研究变成真正自主性的研究。我想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里，如果中国能有自己发现的靶点药上市，那将产生巨大的价值，能给投资人带来很多回报。制药是一项长期投资，但回报率要比IT、软件高十几个百分点，所以投资人一定要有耐心。

另外，我们国家医疗领域中有一种现象：很多小医院没有病人，但大医院非常拥挤。中国人特别相信名牌，喜欢到名牌大医院，而且大医院也不愿意把病人分离到下面的医院，因为这也是它收入的一部分。国家应该多鼓励民营医院加入竞争行列。我认为国家政府层面应该大力气在医疗行业，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美国每年有超过17%的财政支出投在健康和医疗领域。2016年，美国政府在大健康领域的投入平均每人一万美金，我们与他们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国家也会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从政府、个人和社会三个方面来组建医疗保险系统，怎么能够让中国人真正得到他们应有的治疗，这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苑全红：我重点谈一下制药。以前中国都是生产仿制药，竞争比较激烈。近几年来中国的创新药开始得到政府的鼓励，获得风险投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目前我国做创新药的公司效率越来越高。创新药和仿制药围绕一些重大疾病，解决重大临床需求，其所带来的价值可能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当然创新药很难，因为药物研发周期长、花费多、监管多、环节多，所以需要政府、VC、监管机构及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些环节已经通畅，有些还是瓶颈。其中一个瓶颈是临床。中国临床研究的水平，特别是在创新药的临床研究水平整体来说并不是特别高。第二个瓶颈就是好药上市以后谁来买单？第三个瓶颈是如何吸引VC资金的进入。在美国，创新药在临床阶段就上市了，他们通过资本市场的机制就能把创新的技术、产品不断往前推。而在中国只有赢利的企业才能够上市，而且还要求有连续的业绩，这样就无办法吸引大规模的VC资金进入。这些瓶颈都是创新药企业所必须面对的。

张琨：我认为，传统医疗下一步会发生很大变革。持续用传统医院大规模实体体量，重资产、重资本、重人力资源的方式运营，恐怕不是未来的方向。我最近在研究发达国家医院模式变迁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的趋势，就是传统医院未来会受到几个冲击。

第一，流量的冲击。80后、90后、00后等互联网原住民大规模兴起，他们很多首次使用医疗是通过互联网，而像我们这种60后、70后还是以医院为中心。新一代主流人群慢慢会把互联网作为就医的流量入口。过去传统医院流量入口的竞争通常是通过软广告或说挂号，但现在挂号渐渐都在网上进行。百度在医药领域已经证实了这种巨大的行业变化。

   第二，医院模式冲击。传统医院有几个关键的成功因素，即好的医疗器械，好的检查设备，好的专家，这是传统医院几把“斧”。但是现在的疾病由原来的疑难杂症病更多地变成了慢性病，甚至连肿瘤也都在慢性化。在欧洲，医院需要构建的模式是长期维护患者的关系，持续为患者提供服务。而在我国，传统医院都是等着患者上门，这种模式未来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来春雨医生后做了很多调整，其中有一方面的调整我认为具有颠覆性意义，那就是自身定位的调整。原来我们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线上平台，现在变成了以=线上和线下融合为一体的创新的服务业态。

我们并不是一个纯线上平台，医疗也不应该是纯线上的，医疗应该是线上和线下融为一体。如很多科室、操作、流程都无法线上化，但能够线上化的部分又可以极大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所以未来的医疗一定是融合的。

为此，我提出了四个“新”：以新的服务内容，新的服务形态，创造新的价值，以新的医疗的解决某种医疗的交付模式，提供给患者，这是医疗服务未来的一个形态，也是医院未来走向成功的方向。未来不会再有什么“互联网医疗”的概念，因为“互联网医疗”概念提出，是生生的把传统医疗跟互联网两方对立起来，我们认为，未来两者一定是融合的。我们目前所做的业务，未来会变成整个正常的医疗服务交付过程当中的一部分。

其实保险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内容。我前两天还在银行碰到一位研究医疗经济学的教授，与他讨论整个美国的医疗发展历史。美国医疗的GDP比重有一个爆发点，这个爆发点来自于保险，包括商业保险。如果完全靠患者自付的，患者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不可能产生非常大的规模性市场。而保险的崛起能够极大地提升整个行业的支付能力。

2016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总计7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6.2%，而一个国家医疗卫生领域总费用占GDP总费用10%左右是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我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其中，医疗保险会起到很大的刺激作用。

袁梦兮：政府在大健康行业的投入以及制度不是我们所能够左右的。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对此，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国家提出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那么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战略往预防和筛查方向前进。

我自己从事做基因检测工作，因此，我了解我们行业中一些新的技术变革，它们能够让筛查手段变得更加简便、便宜，也更加普世化。以前一名患者要做肠癌筛查，就必须去做肠镜，肠镜很难受，毕竟是一种侵入式的检测方式。而现在的技术通过粪便就能够检测出来，这种技术的变革，就可以让预防和筛查工作做得更好。

同时我们也会做优生优育的防治工作，实现“出生零缺陷“。“出生零缺陷”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一定会解决，国家目前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除治病外，在健康管理方面应该怎样推进？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变革可以解决。比如，公司每年都要给员工购买健康体检，但其实可以通过智能问诊，精细化健康管理来降低费用，或者让这些费用花得更有效。这也是我们每天反复思考，并试图用技术解决的问题。

第二，我们怎么能够让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去？现在基层最大的问题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医生，医生都不愿意下到社区去。我们在研发人工智能和智能问诊这一领域的技术，已经研发出检测骨质疏松的机器人以及发现精神类疾病的机器人，去年我们发现，这些机器人其实已经超越了三甲医院医生的诊断水平，且诊断率已经到95%，三甲医院的诊断率也才92%。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将机器人下放到社区，服务人群将会更广，使很多慢性病在基础医院就能够被筛查出来，如果有严重的再做转诊。这也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法。

   第三，不管是健康管理还是诊断，整个大健康行业是一个需要数据归拢的行业。医疗行业的数据都掌握在不同公司、医院和研究机构手里，无论是基因检测、病历，还是生活环境的数据，每个数据都只是一个维度，很难汇聚到一起做精准化研究。这个行业的数据十分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流就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实现数据大融合，我相信整个行业会有更多、更新、更好的技术来推动行业发展。

目前国家也成立了三大医疗健康数据集团，他们的目的是把所有的医疗健康数据集中在一起，由国家管控，从而方便更多人使用或者做相关的衍生工作。我们当时跟第一、第三大集团都有合作，我们发现，其实跟医疗健康大数据直接相关的行业就有100个，间接行业的有900多个，这真是一个极大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巨大机会。

如果能够做好以上三点，我相信这个行业将来能够更加充分和均衡。最后，我也希望国家能够有更多的投入和支持，能有更好的体制去推动，能够让我们所有人的工作做得更加顺利。我认为大健康的春天已经到了，也希望用技术来助力精准健康，让它能够更加有效。

于刚：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幸运之处，第一在于我们在处在中国，中国拥有着千亿万亿的巨大市场，当然要想在这个市场立足，就要有足够的根基；第二，我们都处在互联网时代，可以见证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过程；第三，我们都处在医药健康领域，它可以说是当前最大的风投领域，几乎没有之一。

   互联网时代有什么特征呢？第一，时间轴是压缩的，每个行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行业转换加速，所有的机会都稍纵即逝。第二，万物互联，这个时代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又产生了物联网，让万物相连，这是一个更加智慧的时代。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们形成了大数据时代。我们就有可能对顾客、对所有的英国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而现在我们正处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正冲刷着每个行业，无一幸免。医药健康这个行业属于较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行业特殊，又有政策壁垒和行业壁垒。政策壁垒方面，国家对医药管理非常严格的，线上不能够卖药。所有的医保都是区域化和行业化的。行业壁垒方面，比如你去买一瓶水，作为消费者，买单人和决策者一致，而医药行业则不是，三者分开，消费者是病人自己，决策者是医生，买单人是医保。

   有了这些壁垒，医疗行业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较晚，但迟早会来。我记得2017年5月23号，我去现场观看AlphaGo跟柯洁的比赛，柯洁0：3败给AlphaGo。现场挺震撼的，我很有幸在现场见证了历史。其实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80年代就知道人工智能。1998年人工智能就曾打败了全球顶级的国际象棋的冠军，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工智能总有一天会全面超过人类，只是时间问题。但为什么这一天来了大家还是无法不能接受呢？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发展会比我们想象得更快。

智能时代到来了，它在各个领域替换人类，不至是劳动密集型岗位，一些高智能重复性的工作也在被机器替代。我们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同时肩负着历史使命。我认为只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跨界。比如，医药流通行业非常落后，中国零售药店有44万家，且非常零散。未来一定会整合，但是靠什么来整合？这需要我们用跨界思维、智能思维。

我们已经拥有大量的数据，我们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一位客户的渠道、行为习惯，我们就可以为每一位客户做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这些服务还可以延伸到上下游。对于上游流通商，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企业精确获知所有药的流向、流量和价格管控。对于下游医药制造者，这些数据可以很好地指导像药店卖药，通过不断试错，精确地知道每一个客户的IP地址、送货地址，哪些药在区域内比较受欢迎，什么药是顾客喜欢的，还有顾客对价格的敏感度。

我们现在首先要把大量的数据利用起来做商业智能，让决策更准确，让所有的在这个大生态圈里面的各个不同的环节更高效，再一步一步往前走。

刘兆年：目前我们国家最关心的医疗问题，一个是看病难，一个是看病贵。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是机制问题。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我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医疗问题。前段时间卫计委说，民营医疗机构超过了国有医疗机构，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全面，一个小诊所怎么能一个万人医院相比？两者明显不对等。目前我国医疗机构还是公立占主导，国家给予医疗机构的定位是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即不以挣钱为目的。但如果医疗机构不以挣钱为目的，它就不会去改善医疗条件，医生的待遇水平也很难提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国家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管制非常严，包括人财物。现在很多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生总是抱怨国家的投入不足、医疗费用少、医生工资待遇低。我就和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想着国家给你们钱，你们要让国家放权，这才是最主要的。那么大的医疗机构，那么多病人，难道你还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吗？国家给你钱的同时，也会给予你监管和审计，医院受到很多限制。再就是价值管制，以前卖药还能挣到15%，现在是零差利销售，医院也有成本，这对医疗机构来说非常不利。

第二，医药问题。首先是政府招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政府招标为什么不好？比如，某个产品10元钱中标了，那么你就不能谈价，买一盒药是10元，买100箱药也是10块元。但政府招标的价格没有考虑到回款情况，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结算，这也制约了整个医疗体系的发展。

第三，医保问题。虽然我国有95%以上人口都有医保，但老百姓自付比例很高。当前的医保管理有很大问题，政府以拨款的方式给医院统一拨款，但并不能落到每个病人的头上。至于医院怎么去花费这笔钱，却没有严格管控。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商业保险发展是一个趋势，而且发展非常好。前段时间我们去泰康人寿了解到，2015年全国的投保人寿是10万人，到2017年达到150万人，2018年会达到400万，呈现几何式发展。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别的保险可以没有，但是健康保险一定要有。我国因病返贫的人不少，最需要保险的人就是他们。我想未来最有前途的就是商业保险，如果商业保险发展成熟，我们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林玉明：医疗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医疗健康包含各大医药，民营医药目前占的份额约为57%。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成熟，包括医药创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大健康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会。

不过，医疗行业投资金额大、回报慢。我一直做专科医药，也需要六到八年才能得到明显的回报。医疗行业是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改变的行业。下一步，这一行业需要结合物联网，人工智能，使传统医疗跟现代医疗充分融合，发挥作用。民营医疗要着眼差异化经营，逐步切入创新服务领域，坚持做专、做精。这将是实现“大健康”的充分与均衡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