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坛：平衡与充分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可能也是最不充分、最不平衡的领域之一，民营资本的引入和新技术都可能是实现平衡与充分的方式和手段。

在2018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VIPKID创始人米雯娟、英语流利说创始人兼CEO王翌就该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汤敏主持了该论坛。

汤敏：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教育更能牵动千家万户的心，没有什么比教育更能代表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为什么教育被批评得特别多？一个是因为关注的人多，批评的声音自然也较多；另一个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认为自己有权利、也有能力来评价教育。

但是教育也是最不容易的。实际上不仅在中国，世界各国的教育都遭到民众的批评。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所面对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今天我们主要想讨论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在教育模式上，特别是民间教育、民营教育方面，有没有比较大的突破？

宋敏：我在私人资本如何介入教育方面的经验确实不多。我就读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是一所公立的学校，后来回到香港大学也是公立大学，现在我就任经管学院院长的武汉大学也是公立的。但是总体来看，大学公立和私立都有，世界顶尖大学里有不少都是私立大学，像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同时，公立大学也可以做得很好，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所以，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其实都有可能做得很好。

    但在中国，大约有2600所高等教育机构，近3000万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公立的。从结构上来说，民营资本进入的空间很大。关键是，如果资本对投资高等教育有兴趣，要从哪方面去切入？这是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从比较成功的这些私立大学来看，这是一种长期行为，是经过几代、上百年的历史慢慢积淀出来的。以哈佛大学为例，它还被哈佛家族所控制吗？其实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性机构，虽然仍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已经没有很清晰的私人资本在控制它。如果大家要投资大学，并且希望这所大学能够很成功，那就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情怀。如果想在短期内挣钱，我觉得投资大学是比较困难的。

潘庆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他的创始人斯坦福，加州州长、铁路大王，为了纪念他的儿子所创办。然而，办了二十年之后，大学差点办不下去，他太太把所有的嫁妆、金银首饰全部变卖接着办，才办到了今天。他那么有钱，为什么办不下去了？因为教育是长期投资，是社会情怀。然而到了今天，斯坦福大学虽然还是私立学校，但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公共性机构了。

    我现在所在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是公立的，百分之百属于清华，但是所有的钱都是别人出的。苏世民老先生捐了1亿美金的启动资金，另外4个多亿是其他人捐赠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合起来办的学院，这是私立还是公立？学校要能够办好，一定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努力合在一起才能实现。

民营企业要进入教育必须得找准切入点。如果去办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时间一定很长，如果没有接近一百亿的资金，可能太太又得掏嫁妆了。要是能找准合适的切入点，可能就容易得多。如果你有大情怀，投清华、北大都可以；你要是说我从一个点做起，其实能够选择的切入点有很多。现在中国教育发展太快了，潜力到处都是，就看你怎么去选。国家在这一方面足够开放，政策和机制都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资源都整合起来。

汤敏：我补充一点，据说现在中国的私立大学已经有600多所。但是中国的私立大学跟美国私立大学不一样，都是比较差的大学，真正好大学还多。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更关心的是基础教育。下面两位关注的都是补充教育和基础教育，他们的苦衷是什么？他们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听听他们对未来中国这方面教育的变化有什么想法？

米雯娟：补充教育其实也是一件长期的事。我们这两年可能发展得比较好，但实际上少儿英语我已经做了二十年。我从1998年开始教小朋友英文，2000年开始做少儿英语的补充教育培训，一直到现在。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样的老师和内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一件长期的事。对于小朋友，他们的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他们应该学习如何去探索，应该拥有更多的机会，让他去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补充教育的意义就在这里。我想帮助孩子们找到好的老师，让他们去启发孩子们的生活，对孩子的发展长期起到作用。

孩子的教育应该是一种素质的教育。在线少儿英语教育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去培养孩子的能力，包括沟通能力、思维能力等等。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给他们开启的可能不仅是语言能力，而是一个更大的世界。

最后，我也深刻地觉得，我们的老师们对于帮助孩子们成长心怀热情，具有使命感。我们的老师都是北美的中小学老师，有一些老师他们自己买机票到中国来看学生。我们做教育公益的时候，中国乡村小学孩子们很需要他们，他们就会热情报名。我们去年第一次做教育公益，涵盖了100所学校，有3425个小朋友用视频的形式在线跟老师学习。我们今年做了1000所学校，老师们依然非常踊跃地来报名。到明年我们有10万个老师的时候，每个老师如果捐助10-20个小时，汇集起来的100、200万小时就可以产生巨大意义和价值。所以，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情，不是一个公司、一个人就可以做得非常好的。

不管是基础教育培训，还是我们这种在线教育，在未来都有新的机会可以去探索。我们不仅要去培养孩子们的素质和能力，也要尝试用全社会、全球的力量去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出来。

王翌：我是清华电子系的本科和硕士，然后去了美国的私立学校读计算机，读完之后去了西海岸，在谷歌做了两年产品经理学做互联网产品，然后回国。2012年9月份开始英语教育公司，目前我们公司有超过7000万的免费用户群。

2016年7月份我们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老师，这个老师可以在用户手机里，个性化地根据你的学习诉求定制课程。只要学生在学，我们就能知道他的数据，并根据他的数据个性化地为他定制学习。大家可以想象，把最好的一群英语老师的智慧，从他们的脑子里抽象出来，变成一个引擎。我们建立了一个从最底层的语音识别到自然语言处理，再到上层的所谓自适应学习系统，根据不同学生的数据进行动态规划。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评测，发现我们的人工智能老师教学生的学习效率很高。在业内，欧标对于起始级别的学生，例如A1到A2、A2到B1，推荐的学习时长至少是100个小时。我们的学生平均只要36.5小时。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用户群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学习效率的提升。去年12月份硅谷的一家媒体评出全球人工智能榜单，我们是中国入选的七家公司之一。

沈志勋：我是在复旦大学读的本科，到了美国，在斯坦福大学读了博士，然后留校做教授。从我自己的经历过程当中，从我自己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我深刻地感受到，所有培养教育的核心都是培养人的自信心，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条件让学生进行思想交融和创造。硅谷做得比较好是为什么？因为它能够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在国内，像深圳就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可以吸引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考的问题也不同。从不同文化中吸收它的营养，这对于一个学生的成长非常重要。

汤敏：中国的教育正在快速地改革，不管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都在快速地变化。各位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从你们的角度看，中国的教育下一步应该怎样改才可能有所突破？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宋敏：这个话题其实挺敏感的，涉及到大学的治理问题。现在中国较好的大学基本上都还是公立大学，都是属于教育部在管理的大学。教育部当然起了很多好的作用，但是可能有一些方面也需要适当地开放一点。就学科分类来说，总体感觉就是学科分得过于细。像我们经济学在海外就是经济学，但是在中国内地的大学就分成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又分世界经济、经济理论等等，我认为这不适合更宽范围的交流。

潘庆中：我先说一个宏观上的问题。我们现在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的4.2%，但发达国家虽然有那么多私立学校，它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仍远超过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教育有三分之一都来自社会资源，但美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仍占GDP的9%。从这个宏观角度来讲，我们的4.2%虽然已经提高了很多，但还远远不够的。

    另外，我们现在的大学盖太多楼了，硬件太好，但是软件还不行。我们要花更多精力把软件做好，从技术、师资上去着力。在这方面，政策上还要放宽一些，放开一些，要有更多的空间去请到真正的大师。

米雯娟：我认为有几件事情可以做。第一，在补充教育领域，科技创新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我们现在一个月大概有超过100TB（Terabyte，太字节或百万兆字节)的数据量，孩子们和老师上课的音、视频都在上面，当然也包括孩子们学习行为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化上做很多探索。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拿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去协助改进学校教育。

第二，我认为可以开展更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跟大学的这些合作，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公益模式的探索，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课堂教学形式的探索。去年我去一所学校，他们学校有很多电子琴，但因为没有音乐老师，琴上全都是灰。我当时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请朱莉亚音乐学院的老师来给孩子们做直播，远程教授音乐课？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

最后，在“走出去”方面，我们现在也有中文教育，有很多外国小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学习中文，我们能不能让中国小朋友和外国小朋友成为小伙伴？现在已经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在我们平台上学习中文，我们的老师在教课过程中也会传播中国文化。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民间教育的力量更能让外国人接受。所以我想在“走出去”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贡献，只不过可能需要在政策支持和合作机会上能够给予我们更多帮助。

王翌：当时我们决定通过技术产品的手段切入学习时，我们就看到了三个历史性的趋势。

第一，从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变。传统的授课模式中，老师今年讲一次，明年再讲一次，学习数据是没有被记录的。即使许多数据可能看上去已经被记录下来了，但实际上也没有结构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

    第二，从以老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我认为中国教育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价格偏高，二是质量和效率普遍偏低，三是资源分配极为不平衡、优秀老师供给不足。为什么几十年了这些问题还没有被没有完全解决？如何利用科技、互联网和其他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的。我认为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是让老师更多地扮演一个领路人的角色。

第三，从以过程为导向到以结果为导向转变。现在绝大多数课外培训公司都是按小时收费的，但这其中是有一个悖论的。学生学习的时间越长收入就越高，所以在本质上，他们是没有动力去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的。所以我认为，未来一定是按结果收费的。不过这个要如何具体实施？如何推动？需要很多可衡量的指标。

汤敏：沈教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角度，你觉得中国教育怎么才能有突破？

沈志勋：我说一点自己的体会。我们在读一所大学的时候，并不只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结识伙伴。你去的什么地方，就会碰上什么样的人。真正决定你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指标就是你身边人的素质，如果身边人的素质非常好，不是整天在那里算计你的，你就会比较幸福。我观察到一个现象，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家长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中国最优秀的、条件最好的孩子都到国外去了，他们就从中国的教育文化当中流失了，实际上对于留下来的孩子来说是很不好的。况且还有另一个现象，有些孩子明明可以去国内非常好的学校，反而要到海外不是那么好的学校去，结果发现你的朋友素质可能不如你在国内最好学校的朋友。

我还想再补充一个观点，在美国私立大学实际上得到的政府资助比公立大学还多的。美国的私立大学有很多私人捐助，这些捐助在税收上，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所以实际上也是拿了政府的钱，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再者，一般美国人不是很愿意捐钱给公立学校，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府已经收了他的税，还要叫他再去捐赠，他的意愿就非常低。私立学校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汤敏：中国人对于教育的焦虑是非常强烈的。现在随着科技的变化，随着这一系列新的工业革命的到来，知识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网络上有一句话：你进入大学时学的知识，在你出大学时就已经过时了。现在大量新知识出来，怎样在不断出现的新机会、新领域里学到新知识，这就是终身教育的问题。这既是中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急需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领域各位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我们一起头脑风暴，来想一想未来的教育？

宋敏：我觉得新的技术手段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对传统的教育机构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的传统教育机构，可能更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大家集聚在一起，在规定的时间去上课，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8点钟在一个教室集合上课？网络已经可以打破这些传统了。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这个老师学这门课，为什么不能跟斯坦福的老师学这门课？这些都可能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被打破，至少在技术上是被打破了的。

    在现实中，制度还没有跟上，人的观念也滞后。但是从长远来看，传统大学可能会受很大冲击。所以我想象将来十年、二十年，可能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一个平台加上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就足够了，学生们在平台上去修课就可以。我觉得有可能将来会往这个方向走，我们可以去思考如何创造这样一个平台。

潘庆中：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很多人走出校门之后还需要“充电”，这一部分其实大学也可以提供，但是现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清华大学开发了一个网络课程，想通过现有的IT和信息技术，把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内容传递给社会。可这件事已经换了好几位负责人，因为如果只有学校做，我们机制和动力都不足。我们希望全社会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

米雯娟：我们去年成立了一个小实验室，让美国小朋友和中国小朋友结成对子，互相教，他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所以我在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构建一个全世界大课堂，让几百万、几千万小朋友们，以及他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互相学习、分享、交流。

其中，我看到了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性化和平台化。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其他方式，都要给予孩子们最适合的内容和方式。第二，无边界、零距离。有没有可能让在亚马逊丛林里的人来教孩子们什么是热带雨林？有没有可能让亚布力滑雪场的教练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最棒的滑雪体验？我觉得这种可能会让互联网有机会让每个人都参与的过程流动起来，不仅仅是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老师。

王翌：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加速的历程，以前一个人守着一个技能，一辈子就能过得舒舒服服，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焦虑感上升，要不断地转型升级，需求更是爆发式增长。我觉得在教育方面，未来的趋势还是会从过程导向转到结果导向。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如果都能跟用户说清楚投多少时间、花多少钱，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会让人非常兴奋。

沈志勋：实际上将来的教育会很不一样，你会突然发现有多少知识，再多也不如百度、谷歌多，你会发现知识的价值掉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手机，都有移动互联网，这些基本知识通过互联网马上就能知道。未来真正有用的，是能够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迅速界定与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做研究的人会发现，找到一个问题的核心，往往比解决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现在花了很多精力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学一些很可能没有多少用的东西，却没有教育他们怎么去发现问题的核心。

宋敏：我补充一下，沈教授讲的我很认同。刚才王翌讲到要以结果为导向，因为你们是从事语言教育和培训，所以目的比较明确，就比较容易结果导向。但是我们是从事大学教育的，讲得更多的是思想，是要培养社会的引领人，培养实现技术突破的、创新的人，所以我们讲得更多的不是结果导向，而是思想方法。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种批判性思维，怎么样提出问题、怎么样找到问题的核心、怎么样能够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我认为大学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大学教育也以结果为导向，可能就失去我们存在的意义了。所以教育确实很复杂，是有很多层次的。

王翌：我想补充一下我所说的结果导向。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定义武汉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所要培养的就是这种有创新型思维的人、能够找到问题核心的人，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结果”。只不过今天对于这类高层次的人所需要的素质的刻画是不充分的。

汤敏：我自己主要是做扶贫的。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我们把人大附中的课，通过互联网传播到20个省200多个贫困地区，实验了三年，效果非常好。第二，我们通过互联网对乡村青年教师进行培训。我现在正准备把这套方法，运用到农村医生的培训上。所有的培训都是用互联网的方式，成本极低。我们全部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这也是我们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原因。把互联网、人工智能，运用到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实验，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参与进来。

下面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提问和参与。

 

【互动环节】

 

提问1：沈教授你好，刚才对于你提出的话题我非常感兴趣。请问在当今社会转型和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沈志勋：今天整个教育形势变化非常大，我们很可能一直在教孩子们一些没用的东西，或者说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该教的还是要教，很多时候做习题的过程本身就是思维接受训练的过程，基础教育是必须要做的。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要加那么多“奥数”等其他的东西，这是非常值得推敲的，因为这些东西对于孩子长期的训练来说并不是那么有价值。相反，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可能更为重要。斯坦福大学每年本科生才招6000人，其中有800个名额给了体育好的学生，可最后你会发现，体育好的人，即使不做体育，在其他领域依然会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体育非常需要有纪律性，有团队精神，需要自己学会发现并解决问题。

米雯娟：我举个例子。有一次上课，外国老师教小朋友学“狗”的英文单词，老师就在表演，汪汪地叫，小朋友马上记住了是“Dog”。当地的老师就受到了启发，原来他们教的时候都让孩子们抄十遍、回去背十遍，从来没想过还能这样形象地教学。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多做一些对老师的启发和培训工作，等老师们的理念发生变化时，他们可能会有新的工具和方法去教孩子们。

潘庆中：我说说解决的办法。第一个是理念上，这么多年我一直跟学生说六个字：梦想、融合、思考，从理念上先树立一个培养孩子的理念。第二个在具体办法上，清华这些年开了管理沟通的课、批判性思维的课，有的开了五年，有的已经七年了。我们将这些课作为基础教育、通识教育，向全校学生开放，培养学生的软实力。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叫做“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某种意义上软实力其实就是那些看起来无用的知识累积起来的。

王翌：我想说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倒逼”，或者叫“鲶鱼效应”。正如刚刚米雯娟举的例子，我们传统线下教英文的老师看到线上外国老师的教学方法，他们会到受启发，这是很好的事情。第二个关键词是“多样性”。我们的评价体系不应该是单一的，同时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应让学生拥有更多的选项。

提问2：我是一个很有教育情节的人，但我原来不是从事教育的。如果现在我真的下定决心投资教育，应该怎么投？

潘庆中：投资，肯定要发挥你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精神，找投资热点。国内已经有2800多所大学在国内了，投资大学得考虑长期性，所以大学投资，我建议就放一放，让马云和湖畔大学他们先试试，其他浅的、快的、短的，选择一个核心点，赚钱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王翌：我一直坚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你要找到一个专业的团队，告诉他你的原则，多长的回报周期，希望从哪里得到对教育的满足感，让他们去帮你选。

米雯娟：投资的问题除了商业上的投资，还可以是公益上的投资，这可能会有非常好的回报。

汤敏：中国虽然只是开始，但是各行各业都在慢慢地突破，慢慢在弯道超车。对于教育这个最核心、最基础的领域，大家现在都有些焦虑。有焦虑就说明有需求，有需求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可能突破，而中国的教育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突破。我个人认为，这个突破很可能是在终身教育领域。

这个领域现在需求非常大，而且随着科技变化、就业变化，市场非常大。这个领域是可以投资的。如果是情怀投资，那么乡村教育现在是最需要的，而且最能满足你的情怀。我们专门在观察村小教学点，它连个学校都不是，就是十来个学生一两个老师。现在全中国还有12万个这样的学校急需帮助，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加入。让我们携手用创新的思想，用问题导向的思想，一起尝试去慢慢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