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均衡与不充分：直面“主要矛盾”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只想着重强调几点。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加入 “走出去”行列，进行贸易投资、出口，对其他国家给予贷款，并成为其他国家永久性的外商直接投资者。但要成功做到这一点，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明白，他们“走出去”，走到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当中，世界其他国家会如何看待中国？这种看法发生将带来哪些变化？西方的政策政治在变化，这也会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带来影响。当前不平等的现象在加剧，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是如此，这对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造成了人们的一些怨恨情绪，也滋生了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其规模已经达到了西方战后时的程度。这会影响到公众和政策决策者，以及政策决策者如何看待中国。

杨燕青：你是说民粹主义在抬头吗？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是的，我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西方国家的增长趋势在下降，相对来说，中国和东方在上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增长带来的利益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已经最为富有的人群当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收入底层的那一部分人口从80年代开始只获得了增长中2%的利益，而1%的人口却获得了增长利益的三分之二；在欧洲最底层一部分人口获得了14%的增长益处，而最顶层2%的人获得了绝大部分的利益。而这种不平等并不只是西方独有的现象，在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也在出现，在中国更是如此。

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如何看待这种不平等？不平等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以及稳定性方面将带来什么影响？随着增长的收缩，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不像以前那样获得了增长，这一后果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悲观主义和焦虑。81%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会在经济状况上比他们更好，美国只有37%的人这样认为，而在法国只有9%的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比他们更好。由此看来，东西方国家的差别非常之大。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保持着这种乐观主义、幸福、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上与美国、欧洲的对比十分强烈。

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革命正在发生，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普及，对就业的焦虑愈发突出。在欧洲有一半的人处于担忧状态，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脆弱，尤其是在这样的技术趋势转型背景之下。那么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焦虑和悲观，外资企业对资产的收购是否会吞掉他们的午餐，加速他们的失业，使他们变得更为贫穷，抑或是影响他们在未来的就业，这都是西方人们在思考的问题。因此说整个西方有很明显的悲观主义思想，对经济转型的悲观思想则会带来政治影响。人们变得愤怒，想要拿回对生活的控制权，这种风气在欧洲已经开始生根。而一些精英人群也可能因为这样的经济变革而丧失一些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在这之后是更加具有敌意的氛围，对外商的直接投资更加敌对，比如在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对于外商投资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仅仅影响了外商的投资规则，还影响了投资框架，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变化来延缓不喜欢的外商投资。或者会通过鼓励本国企业家收购外商企业。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受到针对，这是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崛起所进行的管控。虽然他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宣称不干扰，但还是希望随着对中国经济的管控，能够提高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中国的企业家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做些什么呢？重点就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不仅仅涉及到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重塑中国外部环境，建立多为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步。“一带一路”的规模非常之大，几乎相当于创建了平行的全球秩序。在新的全球理念当中，中国位于核心位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也决心推出长期计划来确保中国未来的安全。这也是令人羡慕甚至嫉妒的一点，在西方没有类似这样的长期愿景和计划，而它将在中国未来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会对国际体制、对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十九大报告所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是非常明确的，在政治决策者和公众的眼中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一生当中从未见到过一个政治会议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受到西方人这么多的分析。西方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理解也逐渐清晰。从很多角度来讲，邓小平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所做的工作为中国设定了一个道路或轨迹，并带来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但是邓小平并非在一个有着技术平台、大媒体和互联网的时代，当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便知道习近平主席讲了什么，但在邓小平的时代，西方人几乎无法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