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均衡与不充分：直面“主要矛盾”

怎么才能抓住国家治理的“牛鼻子”？如何在制定规划时提纲挈领？答案取决于如何认知“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大政方针，决定如何最优化配置稀缺资源。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新时代的特征，决定了新征程的路径。十一届六中全会36年后，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如何理解“不均衡”和“不充分”？中国企业如何参与改进“不均衡”和“不充分”？

在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Szonyi），全球咨询主席Peter Mandelson（彼得 ·曼德尔森），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毛振华，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银河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主持了该场论坛。

 

杨燕青：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十九大之后的宏观经济，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国际变化背景，以及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方法。

十九大在很多方面给中国的未来框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全面的愿景，尤其是从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背景下来看更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十九大中特别提到，我们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之一；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高速发展；同时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框定了三个阶段：在2020年我们要实现小康，到203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的目标，到2050年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背景下，十九大给中国未来几十年做出了非常好的愿景规划，也包括了一个大的具体策略推进。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话题，但不局限于我刚才提到的方方面面。首先请中国的经济学家从中国的视角讲讲怎么理解十九大，以及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经济。我们先从曹老师开始，您怎么看待十九大的一些重要提法？除了主要矛盾的转变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重要点？

曹远征：非常有幸，我全程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过程。我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做过三个第一：第一个工农兵，第一个硕士，第一个博士。回顾改革开放40年，经济上的短缺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有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追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举措就是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仅从物质水平上来讲，甚至有过剩之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的需要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而是转变成了其他方面的需求。十九大说就是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从“美好生活的需要”解释来看，除了物质文化以外还有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等。从这个需要来说，说明供给是不充分不平衡的，从不平衡这一点又看到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则是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品种还是不充分的，否则不会出现马桶生产过剩，人们到日本采购马桶盖的问题。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矛盾，而如何解决新的矛盾则是我们下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以上就是十九大提出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十九大也提出，要解决这个矛盾是下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并规划了三个部分。要实现这一规划，首先是在未来这几年的历史交汇期内达到全民小康的同时，为下一步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即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此国家规划了三大战役：防范风险、精准扶贫及治理污染。同时要通过改革使经济体制现代化，建立一个实体经济、科技引领、现代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协调的现代产业，这是未来三年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本世纪中叶以前的行动规划，因此具有指导性和框架性。

杨燕青：好的，非常感谢曹老师。接下来请毛老师从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两个角度来为我们进行分析。

毛振华：从企业角度的判断来看，我认为十九大所反映的另一种精神就是要重视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是非常特殊的事情，相较于那些宏大的规划目标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这是企业家非常关注的。在这之前，党中央在2016年发布了一个文件，之后2017年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一个有关企业家精神的文件，这两个文件精神的贯彻都体现在十九大的决议里。

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也反映了社会的另外一面：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思想模糊，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而十九大正是回答了这些问题，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精准的基础性方案。这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现在的政商关系和反腐改革配套对企业家有了多层面的保护。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企业家们的胆子更足了。

杨燕青：刚才毛老师讲了重要的方面是营商环境，实际上世界银行对全球国家的营商环境有长年的跟踪和非常详细的评估。在这个评估之之中，中国的地位似乎上升得并不快。但今天毛老师讲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十九大之后营商环境是有可能改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上海和很多其他省份也提出了营商环境的问题，这确实是十九大之后特别重要的一点。接下来请左老师谈谈。

左小蕾：今天的话题设置得非常好，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首先我们今天谈的是经济形势，所以要通过矛盾范畴的界定来规划讨论范畴。十九大中提出的是社会矛盾的转化，也就是说，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是社会的矛盾。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经济问题，那在经济范畴中这个矛盾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在经济领域当中，所谓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就是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就是我们原来提出的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是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就体现了这种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论是东西部不均衡和城乡差异，还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差异和区域性差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都体现了我们不充分、不均衡的矛盾，这是我想陈述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要正确地确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这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来，我们有过很多讨论，我们的经济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高杠杆、过剩产能、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等一些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过量的货币流动性，而过量的货币流动性则是因为过量的货币发行。从2008年经济危机到现在，近10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从40万亿的货币供应量上涨至现在的160多万亿，货币供应量每年的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4%，超过经济增长率一倍以上。这样宽松的货币发行带来了这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的汇率贬值，都与之有关。那为什么这样大量的货币发行得不到遏制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有误。前几年在讨论货币宽松问题时的观点一直是认为总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进出口受到危机的影响，总需求不足则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这是凯恩斯理论最基本的内容。所以说我们把危机性的货币宽松政策变成了常态化的宽松政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判断有误。

那么，今天如果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我觉得对不充分不均衡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上体现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一问题的准确判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判定经济中严重的失衡是结构性的问题，那么所有的宏观调控和财政货币政策就会发生变化，之后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思路都要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我们还是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不过发展的内涵随着矛盾的变化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我们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就是高速增长，所以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没错的，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有充分的条件要推动高速增长，是符合规律的。但过剩产能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增长如果还不从速度中解放出来，就会出现盲目投资和过度的货币发行的状况，会出现一系列金融风险。当我们确定主要的矛盾以后，硬道理的内涵就不再是高速增长，所以会提出绿色、创新、协调、分享的理念。

杨燕青：我们都知道高速增长的衡量特别简单，看GDP的增长率就好了。那高质量发展我们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呢？

左小蕾：十九大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来了，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所有的政策都要围绕着高质量增长进行。高质量发展是第一次提出来的，目前我们没有指标体系和统计体系，甚至也没有业绩考核体系。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我们推动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会制定标准。什么是高质量的增长？我相信无论是宏观结构还是增长结构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举例来说，我们可能要从投资增长为主转变为消费增长为主，要在第二产业一直作为支柱产业的背景下发展成为第三产业增长突出的增长结构，当然最终主要落脚在企业身上。如果说企业没有高质量增长，经济就谈不上高质量增长。企业的高质量增长有很多的标准：是不是创新发展；有没有持续增长力的问题；是不是在做品牌；是不是注重竞争力；经营的行业是不是给投资者带来回报……这些都是标准，所以说企业要注重自身的发展。

曹远征：我认为高质量发展有两个指标：全要素生产指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满足不均衡的矛盾。十九大有三大重点：第一，效力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提高增长率；第二，实体经济，科技引领，金融创新和人力资源相协调的产业体系；第三，对体制提出要求，市场经济有效，微观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宏观调控有度，但这不是政府干预、政府刺激，不能依赖政府干预、政府刺激这种手段。

毛振华：我同意远征的解读，十九大提出框架，就是指标化。我认为还会有一套考核和指标体系出来，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是在这种考核机制下发展起来的。我期望未来能有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来进行引领，这一问题也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的话题。

宋怡明（Michael A.Szonyi）：谢谢三位对十九大做这么清楚的总结。我很容幸担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场的各位都知道费正清的研究中心，是哈佛大学、甚至是全美国很重要的研究中国的智库，积累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对中国的研究。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但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西方学者和研究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对十九大的一些分析和理解。

刚才听三位的介绍，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美国学者对十九大的理解和中国的学者存在很大的分歧。最典型的分歧是什么？中国的很多分析家，包括学者和企业家，非常重视主要矛盾转变的话题，而美国研究十九大的学者重视主要矛盾转变的可能没有1%。

杨燕青：我感觉国外的学者会很难关注这个话题，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翻译“矛盾”，外国人很难完全理解。

宋怡明（Michael A.Szonyi）：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不是2017年才发现的，温家宝早在十年前已经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即使是在中国旅游的观光客，几天之后也会意识到中国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关键问题不在于领导基层承认不承认这一现象，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取怎样的措施。对一般的美国学者来讲，中国未来主要的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还是老一套的矛盾，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还是政府和市场的矛盾。

杨燕青：Peter，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对中国十九大报告的解读？谢谢。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只想着重强调几点。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加入 “走出去”行列，进行贸易投资、出口，对其他国家给予贷款，并成为其他国家永久性的外商直接投资者。但要成功做到这一点，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明白，他们“走出去”，走到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当中，世界其他国家会如何看待中国？这种看法发生将带来哪些变化？西方的政策政治在变化，这也会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带来影响。当前不平等的现象在加剧，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是如此，这对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造成了人们的一些怨恨情绪，也滋生了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其规模已经达到了西方战后时的程度。这会影响到公众和政策决策者，以及政策决策者如何看待中国。

杨燕青：你是说民粹主义在抬头吗？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是的，我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西方国家的增长趋势在下降，相对来说，中国和东方在上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增长带来的利益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已经最为富有的人群当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收入底层的那一部分人口从80年代开始只获得了增长中2%的利益，而1%的人口却获得了增长利益的三分之二；在欧洲最底层一部分人口获得了14%的增长益处，而最顶层2%的人获得了绝大部分的利益。而这种不平等并不只是西方独有的现象，在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也在出现，在中国更是如此。

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如何看待这种不平等？不平等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以及稳定性方面将带来什么影响？随着增长的收缩，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并不像以前那样获得了增长，这一后果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悲观主义和焦虑。81%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会在经济状况上比他们更好，美国只有37%的人这样认为，而在法国只有9%的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比他们更好。由此看来，东西方国家的差别非常之大。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保持着这种乐观主义、幸福、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上与美国、欧洲的对比十分强烈。

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革命正在发生，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普及，对就业的焦虑愈发突出。在欧洲有一半的人处于担忧状态，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脆弱，尤其是在这样的技术趋势转型背景之下。那么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焦虑和悲观，外资企业对资产的收购是否会吞掉他们的午餐，加速他们的失业，使他们变得更为贫穷，抑或是影响他们在未来的就业，这都是西方人们在思考的问题。因此说整个西方有很明显的悲观主义思想，对经济转型的悲观思想则会带来政治影响。人们变得愤怒，想要拿回对生活的控制权，这种风气在欧洲已经开始生根。而一些精英人群也可能因为这样的经济变革而丧失一些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在这之后是更加具有敌意的氛围，对外商的直接投资更加敌对，比如在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对于外商投资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仅仅影响了外商的投资规则，还影响了投资框架，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变化来延缓不喜欢的外商投资。或者会通过鼓励本国企业家收购外商企业。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会受到针对，这是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崛起所进行的管控。虽然他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宣称不干扰，但还是希望随着对中国经济的管控，能够提高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中国的企业家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做些什么呢？重点就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不仅仅涉及到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重塑中国外部环境，建立多为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步。“一带一路”的规模非常之大，几乎相当于创建了平行的全球秩序。在新的全球理念当中，中国位于核心位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也决心推出长期计划来确保中国未来的安全。这也是令人羡慕甚至嫉妒的一点，在西方没有类似这样的长期愿景和计划，而它将在中国未来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会对国际体制、对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十九大报告所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是非常明确的，在政治决策者和公众的眼中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一生当中从未见到过一个政治会议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受到西方人这么多的分析。西方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理解也逐渐清晰。从很多角度来讲，邓小平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所做的工作为中国设定了一个道路或轨迹，并带来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但是邓小平并非在一个有着技术平台、大媒体和互联网的时代，当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便知道习近平主席讲了什么，但在邓小平的时代，西方人几乎无法了解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个性。

杨燕青：你感觉反映是被夸大了吗？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不是的，是合理而不是夸大的。我个人认为习近平作为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之一，他的行为和政策不仅仅影响到了中国，而且还影响到了世界其他的地方，这就是他和毛泽东、邓小平的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仅仅是影响了中国，并没有影响世界其他的地方。

宋怡明（Michael A.Szonyi）：中国走出去也好，“一带一路”也好，中国不得不参与一些以往不太参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社会、某些国家，谁因为“一带一路”得了好处，谁因为“一带一路”受害了，我们在东南亚地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中国崛起，当然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有好处，但是不是所有东南亚的老百姓都得了好处呢？邓小平早就说，先让一批人富起来，这是中国人能接受的一个概念，因为他知道到最后大家都会富起来。但是到了其他的国家，你说让缅甸、泰国因为“一带一路”要先富起来，让其他国家耐心等待，这是难度比较高的。我觉得这就是发挥中国软实力最大的困难，不是全世界所有人因为中国崛起都得到了好处。所以我对中国崛起可能没有Peter这么乐观。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环境，然后细致地去理解你进入到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因为“走出去”需要内化，只有内化才能适应、调整，调整自己的反应和做法，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杨燕青：那你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呢？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简单来说是两点。

第一，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快，对中国过剩的产能要快一点去处理。虽然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这种过剩的产能太大了，现在仍有很多。需要中国领导人要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决定，因为一个人的过剩产能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或者工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进行改变而又不引起社会不稳定或是政治沮丧。

第二，补贴，对中国经济的补贴。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是中央计划体制，是基于对土地的补贴，对资金的补贴，这是另外一种资源分配的方式。

杨燕青：我们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请各位老师最后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如果是按照十九大的报告到2050年实现我们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中国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同时中国的社会治理，包括民主、民生、环境等方方面面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你们在未来这些年，中国最需要避免的事情应该是什么？

左小蕾：应该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按照老百姓真正的需求去进行增长，不要犯错误，不要走上歧路。

杨燕青：哪种是不能容忍的错？

左小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是最不能容忍的错，不按老百姓的需求而是按某些利益的意愿是不行的。   

曹远征：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回答，中国最需要做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根据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全部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励机制的设置是非常重要的。

毛振华：这个题目很宏大，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我现在关注的是很近的问题，我们需要把最近的问题解决掉。经历了长时间的积累，一方面我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爆发点的边缘。这个问题便是化解金融风险，这是整个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央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在做金融风险的缓释工作。其实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就看到了金融风险，但是出于保增长的需要，累积了一些风险。所以说现在的攻坚战是把金融体系的风险除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监管体系，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坎迈不过去，我们积累的问题就很大了。曹老师说了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才能解决问题，不改革开放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Peter Mandelson（彼得·曼德尔森）：中国一定要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同时还要避免贫穷陷阱和不平等陷阱，这在西方已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使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增长，让中国的企业家在国内和国外都能蓬勃发展。当然要基于一定的规则，如果企业按照中西方都遵循的规则去操作，西方的抱怨便会减少，也不会对中国的崛起过度忧虑。

宋怡明（Michael A.Szonyi）：我也反过来回答你的问题，刚刚曹老师说最主要的是要继续改革开放，他可能是主要说的是经济的改革，我要强调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接下来的三十年，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处理好一个如此多元社会中的内在问题。

杨燕青：非常感谢今天的五位嘉宾。对于中国未来的三十年，我们不仅需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同时要从全球的事业来把握。中国要意识到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不能只考虑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和世界完全融合在了一起。我也相信中国永远有智慧和能力化腐朽为神奇，来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