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主题论坛

纪念改革开放40年，亚布力论坛以“企业家精神”为视角。企业家精神可以在体制内外配置，可以在市场的不同行业配置，也可以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领域配置，这取决于约束条件。以“企业家精神”为视角，改革开放史就是约束条件不断转换的、创新和创造的40年风云史。

在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宏斌，亚商集团董事长、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陈琦伟就企业家精神及改革开放40年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王巍主持了该场论坛。

王巍：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其伟大之处不是让伟大的人物更伟大，而是让普通人创造出伟大的事业。40年前，我们在座的都是普通人。最近有一部很流行的电影叫《芳华》，那么40年前你们的芳华是什么样的？那时你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时代又是如何影响你们的？

艾路明是一个传奇人物，40年前就创造了很多传奇，因此，首先请艾路明来谈谈他的芳华。

艾路明：40年前是1978年，那年我参加第二次高考，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我选择了哲学系，因为我认为哲学系学生毕业容易当官，而当官可以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那时我也很不安分，总想干点什么事，因此在1981年花了17天时间沿着长江从武汉游到上海，这一段经历也让我重新理解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17天里，我晚上上岸睡觉，中午找到沿岸农民家吃饭。从武汉到上海，我只带了50元钱，当时我的体会就是有钱很重要。所以1988年，我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王巍：你上学时不是想当官吗？

艾路明：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党校当老师，渐渐失去了当官的兴趣。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一步一步推动，从不能办企业到允许办企业，再到出现很多个体户。我当时想，我们读过书、上过大学、念过研究生，还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办企业一定可以超过个体户。

我认为，中国发展可能需要三种人。第一种是政治家，我不适合这条路。第二种是学者、知识分子，他们研究中国的变化，引领思想，为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第三种是企业家。中国需要一批企业家去赚钱，并将赚来的钱以不同的方式用于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我们这些读书人更应该去办企业。

1988年，我和几位同学下海办企业。经历了这30年，我们有很多感受和有趣的故事，也做出了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

王巍：请胡葆森谈谈当年那个时代对你个人的影响。

胡葆森：我的经历比较幸运。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40年前我正就读于郑州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当时满脑子想着毕业后做翻译或者其他工作，周游世界。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毕业时我没有去外办，也没有留校教书，而是去外贸做了一名进出口业务的外销员。1982年到香港工作了近十年，因工作关系只身一人去了六七十个国家的近200座城市。从1979年毕业到1991年底下海，我在外贸工作了12年，其实已经算投身商海了。这样算来，到今年我的经商生涯已有近39年。

当然这12年我仍在体制内，而且提拔较快，28岁时当了处级干部，30岁与方风雷共同创办公司，方风雷当总经理，我任副总经理。如果走仕途前途也会很光明，但我在香港工作多年，特别是从事国际贸易工作后，深切感受到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逐渐确立了实业报国的信念。因此，我于1991年下海，幸运地赶上邓小平同志南巡，于1992年创业。回首过去，一直是时代大势推动着我前行，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

王巍：40年前的陈琦伟是做学问的高手，30多年前我就曾看到陈琦伟出的一本书《国际竞争论》，在国内影响非常大。请陈琦伟谈谈当年的经历。

陈琦伟：我是1977级大学生，正是40年前的今天到大学报道。40年前真是激情澎湃的年代。我在大学里面十分刻苦，认真读完了马克思《资本论》，大学二年级写了一篇论文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1981年成为中国国际贸易协会最年轻的理事。《国际竞争论》是我80年代初在几篇论文的基础上写的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和体系的专著，首次明确提出并阐明了当今时代处于国际竞争时代的新观点，以及“现代比较利益原则”等。1986年出版后便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

40年前我从来没想过以后会成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也没有人能想象以后的中国会出现一个企业家阶层。

1988年，我借调到国家体改委，参加了一系列世界银行的会议。原本想研究经济学，但我越研究越发现中国问题首先要靠干，也体悟到邓小平同志的伟大——他始终提倡务实。所以我对企业家的兴趣渐深，直到经商后，对市场的认识和感受更是水到渠成了。

王巍：刘积仁是做技术出身，一手打造了东软集团。你40年前在做什么？

刘积仁：我也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1976年上大学。此前在钢铁厂里当了4年工人，当过电影放映员，做过文艺队队长，也当过电工。

后来上大学、读硕士，留校当老师，接着读博士，又去了美国，从美国回来就当了教授，那一年我33岁，这一路走得出奇地顺利。当了教授之后，由于受到美国学习时的影响，需要花较多钱做研究，但当时国内大学教授并没有多少研究基金，被逼无奈创业做公司。我那时还认为创办公司的人都是坏人，创业完全不是发自内心的，也羞于对人说是办公司的，对外称研究所所长。

1991年成立公司；199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让员工持股；1996年在上海上市，当时是中国第一家软件上市公司。一路走来，我十分感谢这个时代，有时我觉得自己获得了太多、太突然，与自己的能力并无多大关系。

王巍：毛振华的芳华时代是什么样的？

毛振华：40年前我还在准备考大学，但因为成绩优秀，我始终觉得我一定能够上一所好大学。我是村里的孩子，从我家到县城有三十里远，要过三道河。在我上大学前，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生活最好的国家。我在洞庭湖边一个村庄长大，鱼米之乡，在全世界人民都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缺粮食。我没见过火车、城市。所以上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过程。

上大学之后，尽管我高考分很高，但我十分自卑，因为知识面太狭窄。陈东升很早就有志向，看过《马克思传》等，而我当时除了功课，什么都没看过。上了大学开始涉猎《中外名著三百篇》《中外名曲三百首》《中外名画三百幅》等文学、音乐、美术领域的知识，借来的书籍中小说基本都看完了，但学术著作很难读，基本看不下去。尽管如此，我很向往知识。

那时候学文科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当公务员或老师，所以我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公务员，在湖北省、国务院研究室做政府研究工作和一些调研工作，这段日子十分值得怀念。那时我们看到中央每一份重要文件的每一个新提法，都异常兴奋。我们看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后来又看到“总供给”“总需求”，而当看到“市场经济”时，一切都平静下来，因为此前所说的一切都被这个词汇所涵盖。

如果把时间分为两段，1992年以前对于我来说是以前学习的过程，1992年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很感激改革开放，它让一个从没见过火车、城市的孩子成为一名公务员，到中南海工作。1992年我开始经商，一下海就担任总经理。

那时让我十分感慨的一个词是“国际惯例”，我认为这个词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时我想办一家评级公司，但评级公司具体是什么、开展何种业务都不清楚，领导无法批出牌照，但我说这是国际惯例，领导就批了。只要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我们就可以去做。

我们坚守在这一行，维持至今，能够在信用评级行业里有中国的一席之地，在国际上发出声音，其实十分不容易。我们是时代的产物，这一路走下来，让我十分欣慰的是我们始终坚守了专业化。

王巍：俞敏洪40年前在做什么呢？

俞敏洪：首先我想说两句话。第一，其实我们的成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我们赶上了国内改革开放、国际全球化发展及高科技发展的时机，是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所以我们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第二，我们自己值得骄傲，因为至少我们比同龄人做得更好，说明我们在这个时代中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讲到芳华，我最初想当工农兵学员，13岁就下定决心要当工农兵学员，所以一直努力干活。但等我练就了干农活的本领后，工农兵学员被取消了。1977年恢复高考，意味着所有高中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上大学。1978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没考上，1979年又考了一次仍然没考上，直到1980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我当时目标很简单，工农兵学员也好，考大学也行，我必须离开农村，农村实在太苦了。

到了北大，吃了北大的“救济粮”——北大连续四年给我奖学金。1993年左右，南方地区有了很多小工厂。我妈妈聪明能干，做了一家小矽钢片厂，让我家成为当地公社几乎第一个万元户，使我感受到了财富的力量。尽管我毕业后下定决心要做学问，并在北大待了很多年，但后来我发现我做不出学问：第一，我启动自己学知识已经太晚；第二，我的个性并不能让我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我应该去赚钱，不过当时赚钱不是为了创办新东方，而是为了出国的学费。离开北大后成立培训机构，结果一直做到今天。这就是我的芳华。

王巍：压轴的是孙宏斌。孙宏斌在“江湖”上大名鼎鼎，但是寻常看不见，非常感谢他到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现场与我们分享40年前的芳华。

孙宏斌：40年前我太小，还不记事呢。我的芳华还在后面。

王巍：那先谈谈你是怎么走上经商道路的？

孙宏斌：我1985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中国环境科学院当工程师，做了三年。我那时太聪明了，觉得课题都太容易，没什么意思。正好看到联想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技术公司，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聘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问不懂计算机能去吗？对方说可以。这样我就去了联想，在联想干了一段时间。

其实在联想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有位朋友跟我说，“你知道现在联想多牛吗？联想的销售额是7000万人民币，与张裕一样了！”张裕已经是一家百年企业了。

我在监狱待了四年，快出来的时候就在琢磨到底要干什么。那时的中关村，包括联想，主要是一个搬运工，将进口机器加工组装，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我当时想不能干这行了，研究生毕业得干点有技术含量的，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确实，那个年代最高的技术就是发工资时用计算机打印工资条。最后我决定干房地产，1994开始做房地产中介卖房子。后来找柳总借了50万，就开始做生意了。

王巍：好，这一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几位大佬来自不同的地方，且处在不同年代。40年前，大家都是普通人，动机也非常简单，为了离开农村、当官、做学问、光宗耀祖等。但40年来，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在今天的格局下，假如你们仍然30岁，准备做什么？仍然从艾路明开始。

艾路明：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我现在如果30岁，一定还会做企业。我这辈子不能干别的事，只能做企业。

王巍：做什么企业？

艾路明：我喜欢做实业型的企业，一路走来我做都是实业。比如，最早生产避孕套，做到中国第一，后来以高价卖给了国外品牌，并继续将医药和其他产业做大。去年我发现收购我们避孕套业务的企业要出售其整个全球的避孕套业务，就花了6亿美金全部买回，所以现在全世界有一半的避孕套都是我们卖出的。

王巍：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你现在30岁，你要让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

艾路明：我要做实业，做实业是我的梦想。避孕套只是实业中的一部分。如果我现在还是30岁，我会将实业做得更到位，做一家以实业为导向的企业，当然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30岁时我对这一定位肯定没有这么清晰，但我肯定会做企业，因为做企业最适合我的性格，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爱管别人，也不喜欢别人管我。

王巍：毛振华，如果你现在30岁，你想干什么？

毛振华：我肯定选择做企业。其实我在11年前已经做出了选择，当老师。当时我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因为我认为我做企业能做到那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适合做企业。但今天让我再选择，我仍然愿意去做企业，而不愿意当老师。

11年前是中国体制转变的高峰，那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商关系问题，公务员体系控制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我梦想做一家很好、很大的企业。但在这种大背景下，我觉得我做企业做不下去，有太多困难。我也曾经想过做银行，像洪总（洪崎）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银行家。但我没有机会。我申办过金融机构，但逾越不了拿牌照的最后一关。后来做了老师。

为什么今天我又希望做企业呢？

因为新型政商关系很伟大。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有了良好的环境，企业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代。我这样幼稚的性格还能够得到谅解，甚至能以中国企业家的身份来发言，我觉得很幸运。

一个企业可以跨越国家、跨越文化、跨越所有领域，把自己做大做强，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惜我年龄大了。

王巍：如果现在30岁，陈琦伟想干什么？

陈琦伟：让我回到30岁去选择的话，我大概不会再选择去做一家企业，在中国的营商环境中做企业太累了。那我会做什么呢？

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邓小平先生。他真正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但是他没有宏伟的口号，靠的就是务实的行动。刚才其他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们有经验、有理性，做什么事才对这个社会最有利，对我自己最有用？我想我会尽早竭力帮助企业家。

我们亚商投资了100多家企业，虽不算多，但我见过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多，从第一代到现在的第四、第五代，我们发现真正挑头做企业家是真的不容易，九死一生，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确实需要补很多短板。

我当时创立亚商也是被动的。我1984年留学去美国，原本要留在美国，后来因为《国际竞争论》这本专著可能获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上海老市长汪道涵和吴敬琏老师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你回来吧！国内学金融的人不多，改革非常需要金融体制改革，需要研究。”我们内心很有情怀，一听国家需要，就抛开所有的待遇、机会回来了。回国后，考虑到我的背景直接去做原创企业不合适，所以选择建立一家投资顾问公司。

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会去给企业家做顾问。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大缺陷，就是即使到了今天都没有上流阶层。中国上流阶层在中国几百年战乱中都被毁掉了。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不健康的。所谓上流阶层，就是所受的教育更多、举止修养更好、财富更富足、精神世界更丰富，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家正渐渐起这样的作用。中国改革40年，越来越进入深水区，往前越来越艰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在成长。中国民营企业每年产值税收、就业人数不断攀升，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只有企业家阶层才能有这样的气魄。所以，我不做冲锋陷阵的将军，那就用企业的形式做好一个参谋长，会很有意义。

王巍：胡葆森，假如你30岁会干什么？

胡葆森：那就做一家投资公司吧！做房地产太苦。我兴趣比较广泛，年轻时的很多爱好现在都没有时间去实现，可以做一家投资公司，投资有兴趣的公司，比如体育。我现在投资足球十分无奈，资金投入太多，每年亏损太多。如果我现在30岁，一定要办一家能赚钱的体育公司。我喜欢美的事物，如音乐、书法，但没有时间投入。还有篮球，我大学当了两年篮球队长，现在有时候晚上做梦打篮球还扣篮，其实我打了十几年篮球也没扣过篮。我爱好很多，如果要重新做企业，可能会办一家投资公司，与自己的爱好结合起来，而不像现在这样做地产、上市公司，有时甚至必须为业绩做很多自己不愿做的事。

王巍：谢谢。刘积仁，你呢？

刘积仁：回到30岁是绝没有可能的，但如果是做梦，让我再选择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没有比我过去更好的选择了。

第一，我很庆幸选择了信息行业。这个领域从选择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到今天还在不断地发酵，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还是其他事物。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行业，比地产更艰苦，必须天天更新、天天学习。这个行业从来没有过泡沫，因为每一个泡沫都是一个新机会的开始。所以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选择这一领域。

第二，能够用技术创造财富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财富想做事真的做不了。刚刚葆森说的我特别赞同，生命短暂，要做最喜爱做的事。如果有机会可以让自己的人生不那么专注，不那么紧张，让自己放松一些，这是一种选择。但我为什么认为没有比现在更好的选择呢？比如，我认为教书很神圣，因此我出资建大学；现在医疗健康很重要，我们就建设云医院、大数据等，因为有钱才可以做喜欢做的事。所以我认为不要把个人的人生追求与获取财富这两件事对立起来。正如我们小时候听过的一句话，学习的目的要明确，或者说创造财富的目的要明确，创造财富的目的本身就是要服务社会、贡献他人，我们要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的追求结合起来。

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第一，我们回不到30岁；第二，即使能回去，我可能还会走这条道路。

王巍：谢谢。俞敏洪，假设能回去，你会怎么做？

俞敏洪：按照你刚才的定义，我们回到30岁，同时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还拥有？

王巍：对。

俞敏洪：我们拥有现在的一切回到30岁，这件事情如果真能实现，我觉得我要做的跟我目前做的会一样，我会继续用我赚的财富去支持年轻人创业，或者自己再创业。

我曾经在演讲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愿意用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去换回我30岁的青春。因为我创办新东方时刚好30岁，那时一无所有。青春和财富，我一定会选择青春。但我肯定不会再去做教育培训行业，因为已经经历过，再去经历一次就没有意义，或者不新鲜了。我可能会去做避孕套、造房子，这样更有意思。总而言之，既然你让我重新选择，那我一定要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

王巍：孙宏斌，现在请你谈谈你30岁的芳华。

孙宏斌：我不用假设，我现在正好30岁，也不用假设想做什么，因为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行业中。去年中国房地产行业新房销售额突破了13万亿元，超过了全球汽车行业销售额，全世界汽车行业销售额才为2万亿美元。2017年是调控非常严格的一年，但仍有13万亿的销售额，这是十分不得了的数字，而且市场正在快速整合。这正是我幸运之处。

下一步，第一，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在座所有人来说，最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安全。因为企业到一定规模后，不安全就从四面八方而来。稳健其实是最难的一件事，让企业跑得更长远，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第二，我的前半生，不，是我小的时候，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比现在更好。企业家精神一定包涵着冒险精神，所以企业家一定要勇于承担风险，风险和机遇共存。

第三，就是如何面对失败。我一直认为，我们要关注弱势企业家。我们要关注出现问题的企业，因为失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美国文化中，人们爱当英雄。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喜欢看别人当英雄，或者看别人从英雄变成狗熊，中国人就爱看热闹。所以，如何看待失败，怎样宽容地、正确地对待失败，如何帮助别人走出失败，是最难的。这也是我近几年来体会最多的一件事。我们与乐视合作，与万达合作，与其他人合作，这么多合作中有成功，也有很多失败，但我做每件事，即使失败赔钱，都很开心，为什么？就是如何看待失败的问题。

第四，企业家要做真实的人。企业家别让自己太“高大上”，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否则一有负面消息就会战战兢兢。我从不在乎，也根本不会去想别人说什么。

最后，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对价值观的理解非常重要，价值观基本能够决定一家企业可以走多远。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厚道。厚道，与你合作的人就会多。我们公司高管都是大学一毕业就来了，融创才成立15年，他们很多已经来了20年，从联想的时候就跟着我了。很多公司开2倍甚至10倍以上的工资都挖不走他们。厚道才能留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价值观重要，我们这个行业十分简单，所有人都懂得要做大、要挣钱、要并购。为什么选择与你并购？因为厚道。厚道是我们最主要的价值观。

王巍：听了几位大家的肺腑之言，我想提两点题外话。

在3年前乌镇互联网大会上的一个晚上，我和田溯宁组织了一场饭局，李彦宏和张朝阳也在，我们畅谈人生能活多久这一话题。在我们小时候，60岁已经达到寿命的终点，今天活到90岁已属正常，而张朝阳、李彦宏他们坚信他们会活到120岁，甚至更久。这是大势所趋。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至少还能活30年，从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至今也不过才30年，但我们创造了不一样的人生，下一个30岁我们还能创造什么？

第二，回到30岁会做什么，这个问题我在国外也曾问过，答案非常不同。很多企业家说，我要拍电影，要画画，要创立一所学校，要去传教……拥有了财富以后，他们想拥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今天我们七位企业家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回到30岁，仍然要创业，生来是企业家，永远做企业家，这是这一代人的执着和顽强，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推动了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我感慨的同时，也向中国的企业家们致敬。

    40年前，他们都是在不同角落的草根，在过去的40年做出了各自的成就。然而，今天的企业家们仍然感到不安全，当前的环境仍需要改善，中国仍需要前行，我们需要一同努力，让中华民族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共同推动一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