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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毛振华的芳华时代是什么样的？

毛振华：40年前我还在准备考大学，但因为成绩优秀，我始终觉得我一定能够上一所好大学。我是村里的孩子，从我家到县城有三十里远，要过三道河。在我上大学前，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生活最好的国家。我在洞庭湖边一个村庄长大，鱼米之乡，在全世界人民都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缺粮食。我没见过火车、城市。所以上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过程。

    上大学之后，尽管我高考分很高，但我十分自卑，因为知识面太狭窄。陈东升很早就有志向，看过《马克思传》等，而我当时除了功课，什么都没看过。上了大学开始涉猎《中外名著三百篇》《中外名曲三百首》《中外名画三百幅》等文学、音乐、美术领域的知识，借来的书籍中小说基本都看完了，但学术著作很难读，基本看不下去。尽管如此，我很向往知识。

那时候学文科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当公务员或老师，所以我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公务员，在湖北省、国务院研究室做政府研究工作和一些调研工作，这段日子十分值得怀念。那时我们看到中央每一份重要文件的每一个新提法，都异常兴奋。我们看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后来又看到“总供给”“总需求”，而当看到“市场经济”时，一切都平静下来，因为此前所说的一切都被这个词汇所涵盖。

如果把时间分为两段，1992年以前对于我来说是以前学习的过程，1992年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我很感激改革开放，它让一个从没见过火车、城市的孩子成为一名公务员，到中南海工作。1992年我开始经商，一下海就担任总经理。

    那时让我十分感慨的一个词是“国际惯例”，我认为这个词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时我想办一家评级公司，但评级公司具体是什么、开展何种业务都不清楚，领导无法批出牌照，但我说这是国际惯例，领导就批了。只要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我们就可以去做。

我们坚守在这一行，维持至今，能够在信用评级行业里有中国的一席之地，在国际上发出声音，其实十分不容易。我们是时代的产物，这一路走下来，让我十分欣慰的是我们始终坚守了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