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北大学：创新型人才与中国教育

其实我参加亚布力论坛的活动有很多经历，其中有一次经历给我的触动特别深。大概三年前，亚布力论坛组织了一个在斯坦福大学的早餐会，我原来参加过很多这种商务活动，所以也没有将这个早餐会太当一回事，所以就晚去了五分钟。但是到了以后我立即被吸引住了，而且很紧张。为什么呢？主持会议的是一名中学生，招待我们的也是这个中学创业协会的学生，当看到他们自信和纯洁的目光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很猥琐。为什么呢？我从进门开始就在张望，总是在看别人的眼色。一般人都是这样的，一进屋都是先看看都有什么人，如果有比你官大、比你牛的人，你就得收敛一点；如果校长在，我们就文明一点儿；如果江湖大哥在，我就放肆一点儿。诸如此类，人总是在一个场景中寻找自己认为安全的角色。这种心态久行程习惯之后，我们见到领导时腿就自然弯了下去，见到年轻人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当我见到这些孩子们都特别认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而这正是我们大学今天要做的事情。现在的大学我觉得主要培养学生的三种素质：

第一件事，独立之人，就是如果我不做违法的事情，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我什么时候才明白这个事？是知道“饥饿”之后才明白养活自己不容易。1989年因为一个变故，我突然没了工作，也才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非常不容易。我们习惯了从出生就依附于一个组织、依附于一个家庭，小时候对家长依附，家长替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举个例子，以前坐公共汽车是使用月票，有一位老先生坐车的时候没买票，于是产生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售票员：请您出示一下票！

老人：我没票。

售票员：没票怎么坐车呢？

于是老人掏了一张月票给售票员。

售票员：这不是您的月票啊！

老人：对，这不是我的月票，是我儿子的月票

售票员：你儿子的月票不行，需要是你自己的

老人：我儿子月票是不是就应该是我的？

在他的概念中，儿子依附于他，他就是儿子的主人，儿子的东西他就可以用。反过来，我们小时候依附于家长，父母不让干的事就不能干，娶媳妇儿还要家长同意。到了单位依附于领导，走向社会后属于自己的权利也不愿意争取，因为害怕。当我看到这些中学生那么自信地站着的时候，我相信他不害怕别人评论他说的每一句，其实那时候他爸就坐在下面，而他根本不管，该说什么还说什么。所以，独立之人格实际上就是要尊重自己，尊重属于自己的权利，自己要强大。

第二件事，诚实之态度。离开西北大学之前，我也是很纯洁的，然后到了北京，34年后我的目光变得很浑浊了，当然责任在北京，不在西北大学。在这几十年内，我们扮演了非常复杂的角色，我们的诚实也在我们不断应对复杂环境时不断的削减，然后变成了“变色龙”，我们真实的想法则埋藏在心里。比如咱们西北大学的校友，最近火了一把的马蓉，她其实也没有诚实的态度。如果她跟经纪人好了，那就早点跟大哥说，但是她没有，还把钱也拐走了。感情上出现分叉，这有时候确实难免。爱情是化学的，婚姻是物理的，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我们得诚实，得跟大哥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的人格不独立，这就导致我们不诚实，因为我们要依附于很多，要说假话，这样你就不可能成为创新型人才。

第三件事，探索之机制、探索之态度，求新、求变、好奇。我说一个在西北大学的奇怪经历。毕业多年后回母校，我走进学校的主楼，然后发现接待处还是用一个笔记本、一只笔做登记，还摆了一张桌子。后面我去洗手间，发现洗手间还跟三十年前我离开的时候一样，门口还挂着一块布，用布挡着。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对这个事情安之若素，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求新求变的想法。其实全中国的洗手间都变了，连农村都变了，而学校主楼的洗手间却与30年前一样，从中可见大家的精神状态，对新事物、变革完全没有追求。探索是态度，如果没有这个进步，创新是不可能的。社会呼吁的学术自由也为了让大家有探索的勇气，保障探索之后没有危险。如果我们刚说话就在考虑后果，那么我们将不知道该怎么说话，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么能够探索呢？探索就意味着说错话、办错事、得罪人，被人认为有点二。马云16年前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二，谁都不理解，但现在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二很值得。

从斯坦福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也总结出了上面的三句话。回过头来想，在硅谷，一没有党委，二没有政府，三没有管委会，四没有优惠政策，但是为什么这里是创新人才的聚集地，诞生了这么多企业家、慈善家？我发现就是因为硅谷做到了三件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探索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