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作为全球化的主体,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我们需要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全球化下半场的特征、风险以及机会,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新的变化。
跟大家分享一组来自汤森路透的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额达到了2210亿美元,是前一年1090亿美元的2倍,再创历史新高。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加快了向海外市场拓展的步伐,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跨境并购的主要国家。从2014年~2015年,中国企业的跨境交易金额增长了10倍,2016年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
在并购交易飙升的同时,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主力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民企海外投资量和总额已经超越了国企。在超过10亿美元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中,民营企业占到了半壁江山,达到60%。
与此同时,投资领域也愈加多元化,过去多是能源方面的海外并购,而现在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占比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第三产业的并购占比在迅速增加,像海尔收购GE家电、万达收购传奇影业、腾讯并购游戏厂商Supercell、联想收购Moto和IBM System X,其中美的以300亿人民币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更是开启了中国企业收购高端制造业之先河。所以事实证明,当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不仅开拓了新的市场,也在加速自身的转型升级。
而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进入下半场的另一个因素,恰恰就是上文提到的全球新的变数,也就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
之所以有逆全球化趋势,这也跟中国和像中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有关,我们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进程,找准定位,快速发展,从而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
当下的博弈和不确定性,恰恰给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先锋,成为新的全球化领头羊的机会。这两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投入大量的真金白银建立亚投行,成立金砖国家银行等,跟沿线国家协同发展、互利共赢,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引领全球化的机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更是如此,逆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会给我们的全球化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经率先靠经济一体化发展起来的日本、德国等外向型国家,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反倒成了首当其冲被影响最大、最早的经济体。特朗普锁国的政策已经针对德国、日本进行了制裁了,这些市场的企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反而给了中国企业利用资本优势、制造优势来进行全球资源整合的机遇。
中国有实力引领新一轮全球化
但是在充满机遇的全球化的情况下,光靠国家投入资源,企业奋发图强是不够的。中国市场也同样需要进一步“全球化”。
上一轮的全球化让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的“朋友圈”,不仅如此,中国加入WTO,也开始被朋友们倒逼着改变自己的游戏规则,加快了内部的改革。WTO的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我们按照WTO规则修改了3000多条法律法规,带动了不少改革举措,这对中国过去这些年的飞速来说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和很多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
在全球化的下半场,全球治理的框架,全球贸易的游戏规则也都在发生着剧变。对中国来说,我们不仅需要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必须加快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让外资能够更加顺畅的走进来,打破行业垄断,打破国企垄断,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从而让人家承认我们市场经济的地位,为中国市场更好的与海外市场完美对接提供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
总结起来,我认为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全球化需要在下面一些方面予以关注,最好是能拿出解决方案。
首先,当然是进一步开放市场。过去中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成本优势吸引了不少外资,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外资的进入,为中国成长为“世界的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这些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的减弱,我们的很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不再是外资青睐的香饽饽,甚至很多外资企业都把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像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成本更低的国家。而在服务、金融、能源、通信等市场,我们的市场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是闭门锁户久不开。
其实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成本发展的阶段,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与其盯着优势不在的低端制造紧锁,不如开放,放开准入限制,这样可以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来吸引投资,还可以让国内企业在多元化的跑道上对标全球一流企业,倒逼垄断行业改革,倒逼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从而更有进取心去成长,去国际化,去全球化。
其次,市场更开放的同时还要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过去中国经济作为政府主导,国有经济竞争不完全、不充分,政府的行政干预也很大程度的导致政府、市场边界不清。很多行业政府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长此以往中国不仅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被吐槽,中国企业如果不能真正靠着市场经济来取胜,也是很难真正的做到国际化、全球化的。当然对于外资来讲,中国市场吸引力也会下降。所以,政府需要创造更加市场化的环境,让各类企业,尤其民营企业,可以平等的使用生产要素,平等的参平与市场竞争,平等的受到法律保护。近期,我们看到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我们当然希望步子能更大一些,走得更坚决一些。
当然光靠民营企业的发展还不够,还得打造一批有规模、有信誉的全球化的大品牌、大企业。全球化的主攻手还得是大品牌、大企业,只有大企业才能让全球资源的利用效果做到最高,才能具备与其他跨国企业在全球竞争的综合实力,他们才是中国市场全球化的主力军。所以,我们的政府应支持领导企业踏踏实实的练内功,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一争高下。
一旦企业进入全球化角逐的战场,综合实力就成了必杀技,没有本土市场的坚强后盾、良好保障,是很难取胜的。政府要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帮助企业提升能力。
最近福耀玻璃的曹董事长成了网红,他在美国投资,算了细账,做了中美两国生产制造的对比。结论是除了人工成本中国低于美国之外,水、电、天然气都是美国更便宜。尤其是中国税负比美国高了不少,曹先生这本账引起了很多企业家的共鸣,引起了业界的热议。
而事实上,近些年中国市场除了人工成本大幅成长以外,其他的生产要素,像房价、电价、水价、油价、流通环境的成本的确都在大幅上升,而政府的税收,政府基金、社保缴费以及几百项的收费都理所当然的推高了企业经营的成本。
此外,我们的税收结构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像把消费税完全以增值税的形式转嫁给企业,并由企业预先扣缴,导致消费税在企业内累积,占用企业资金。高达17%的增值税,也是各国增值税中相对比较高的,导致我们整个宏观税负接近40%,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自带“高冷”范儿。
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既是企业方面的竞争,也是经济体制层面或者是政府层面的竞争。随着税负负担和各类要素成本更低,谁的企业个有发展活力要看这些因素。而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发展改革,减少税负,为企业松绑。当然要实现税负的减少,没有政府的政策也是无法实现的。
最后概括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而如今全球化下半场对中国和中国企业来说依然是机会大于挑战,尤其是美国等国家的逆全球化趋势,给了我们成为全球化、国际化引领者新的机会。
而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胆地走出去,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将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打造真正能够驾驭国际市场的成熟经济体系,锻造出一批真正有实力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